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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周恩来已经进入到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写字时他的手抖得很厉害，可他却在签上自己名字后，颤抖着手连写了“托、托、托、托”四个“托”字，可见他对这篇专访文章的重视，也充分体现出他对台湾问题的关切。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秦九凤，原题：《周恩来临终前的台湾情结》
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自幼即以“中华崛起”为己任，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更是把富民强国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目标。然而从新中国诞生直到他重病缠身，离他的强国梦似乎还有着一段很长的距离，特别是台湾还未能回归祖国，这就使他多少有点遗憾。因此越是到他的生命最后，台湾问题越是萦绕着他的脑海，成了他临终前最关注的一个最大情结。
一、读《参考消息》
连写四个“托”
周恩来临终前，仍坚持看中央文件和主要报纸、杂志。
1975 年9月4日，周恩来看到3日出版的《参考消息》上转载有香港《七十年代》编辑部的一篇专稿：《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在这篇文章里，蔡省三针对四月份蒋介石的去世，分析了台湾的局势，介绍了将成为蒋介石接班人的蒋经国的经历等其他情况。周恩来看了很感兴趣，特意用铅笔把报纸批给罗青长和钱嘉栋，要求他们了解蔡省三的谈话内容，并进行分析，最好再找王昆仑、屈武等人弄清真相。当时周恩来已经进入到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写字时他的手抖得很厉害，可他却在签上自己名字后，颤抖着手连写了“托、托、托、托”四个“托”字，可见他对这篇专访文章的重视，也充分体现出他对台湾问题的关切。
周恩来的这一批示虽然很短，但内涵丰富。特别是其中的人物身份，读者清楚了就更能了解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和思维的慎密。
罗青长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40余年，长期分管对台工作。钱嘉栋时任周恩来的主要秘书，后来曾是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第一任首席代表。王昆仑早年投身国民革命，1926年起就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的政治教官，曾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41年就参与中国民主同盟和三民主义同志会的筹组。1931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等职务。由于他的身份地位特殊，对台湾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情况非常熟悉。屈武是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的女婿，1924年就参与了冯玉祥的北京政变，曾任国民政府陆军大学教官，立法委员，1949年是李宗仁任命的参与国共和谈的国民政府代表团顾问。李宗仁拒绝在和谈协议上签字后，屈武由南京出走香港，然后辗转到新疆，参与了新疆和平起义。后曾任全国人大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等职，他也是十分熟悉台湾事务的人。
周恩来批示中的蔡省三这个人比较复杂和特殊。蔡省三多才多艺，年纪轻轻时就追随蒋经国，升任少将总队长，他身兼数职，风光无限。1949年蒋家王朝败逃台湾，蔡省三却执意不走，坚持潜伏反抗。他东躲西藏，数度逃亡，九死一生，苦苦熬了五个多月，终于被人民政府抓获。在监狱里一呆就是25年。尽管他的思想还是那个反共的思想，但人民政府宽大为怀，于1975 年全部特赦所有在押战争罪犯时也特赦了他。这是蔡省三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当时在台湾没有任何亲人，但他自认为对他有知遇之恩，便断定老上级蒋经国将是他在台湾的唯一“亲人”，所以还是选择去台湾。为此，他在北京时还用政府发给他的路费到王府井买了一幅刺绣，好送给他的老上级蒋经国，并想像着度尽劫难之后再见到蒋经国、并与之谈心叙旧的激动场景。然而，台湾方面却太绝情：就在蔡省三和原国民党中将军长王秉钺、陈士章等十人来到香港，等待赴台湾时，台湾方面却对包括蔡省三在内的所有十位刚被大陆人民政府特赦释放而申请去台湾的人说了一声“不！”还说，“因为这些人已经被中共洗过脑，是中共的统战工具。” 于是，蔡省三滞留在了香港，一些反共的人权组织找到他，希望他能公开发表一个反共讲话，然后可以把他带到世界上除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并供养他一辈子。蔡省三拒绝了，他说：“我是个中国人，我死也要死在中国！”他就呆在香港，毅然抓起手中的笔，靠笔杆子养活自己。1975年春，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即将执掌台湾军政大权。对于台湾今后的政治走向，施政方略等等，蔡省三对来访者分析得很透彻，所以，重病之中的周恩来看了之后引起了极大重视，就颤抖着手，一连写下四个“托”，其对台湾和台湾人民的关切，今人读起来也无不为之动容。
二、召见罗青长，
不能忘记台湾朋友
1975年12月20日上午，周恩来平静地躺在病床上。当时，他的体温是38.7℃。从是年12月中旬起，他已无法进食，所需要的营养靠管子通过鼻饲直接送到他的胃里。笔者访谈过周恩来的副卫士长张树迎。他说，当时总理生命已经垂危，医护人员为了执行小平同志“延长生命、减少痛苦”的指示，给他输血、输液、导尿、鼻饲、排液等等。最多时他身上同时插着17根管子，还要经常为他使用安眠药和止痛针。他身上的病痛是常人难以想像的。
那天上午11点左右，周恩来醒来，说：“我要见罗青长。”由于他身体虚弱，加之高烧在身，话说得不是很清楚，正在他病房值班的张树迎开始没有听清，直到把耳朵凑到他的嘴边，才听清楚是要见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的罗青长部长。那天是星期一，罗青长同志还未下班。张树迎他们经过电话与他家里和办公室联系，很快用总理的车将罗青长接到医院。
罗青长到医院后，周恩来又已经昏迷过去了。他只好坐在外边等。等了二十多分钟后，周恩来醒来了，罗青长赶快来到周恩来病床前。周恩来认出了罗青长，可他想握手已经没有了力气。罗部长也是把耳朵凑到周恩来的嘴边。然而，周恩来还没有说几句话，强烈的病痛就又一次向他袭来。周恩来连忙对罗部长说：“我太累了，要体息一下。”说完，很快他又昏迷了过去。罗青长只好又退到病房外再等。等啊等，一直又等了快半个小时，已经是下午了，周恩来也没有醒来，罗青长见总理短时间醒来的可能性不大，只好含泪离开医院。
1993年9月笔者在京访晤罗青长同志时，曾问他周恩来当时和他说了什么。罗青长告诉我，总理主要是交待他不要忘了台湾人民，更不要忘了在台湾的朋友，像张学良、张镇等人。
张学良为世人所熟知，张镇是何许人呢？罗青长告诉我，张镇是湖南常德人，黄埔一期生。他后来追随“校长”蒋介石，一直身居要职。那么周恩来临终前为什么会想到他呢？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经国共双方代表努力，于是年10月8日达成国共和平建国的协议并草签。于是，人称“和平将军”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由于高兴和喜悦，在重庆大礼堂邀毛泽东、周恩来和国民政府要人一起举行鸡尾酒会，还请了重庆魏家班子来唱京剧名段《打渔杀家》。
就在一派喜气，各方愉快的氛围中，柳亚子先生突然造访，他想要见见润之（毛泽东）先生，因为事先无约定，现场又不能回避，于是由周恩来出面做工作，请柳亚子先生改日约会，并让自己秘书李少石坐上自己吉普车将柳亚子送回家。
由于当时“八办”只有这一辆车，而毛泽东又在礼堂看戏，随时可能用车，司机便一心想着快去快回。所以在回来的路上不小心碰撞了一队从前线刚下来的国民党伤兵。司机又怕处理事故时耽搁太久，便想一加油门离去。哪知带队的排长见吉普车肇事后竟然企图逃逸，于是举枪就射。子弹打穿油箱后刚好穿进李少石的心脏。驾驶员转头一见李少石胸部涌血，知道闯了大祸，立即将车开到医院抢救李少石，然后自己开车到办事处，告知李少石出事，接着自己逃之夭夭。办事处的同志一边派人去医院请医护人员救治李少石，一边派人来到大礼堂，悄悄向周恩来告知李少石被枪击成重伤，生命垂危。那时已是深夜，周恩来闻报后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的安全，他设想蒋介石是否有意要对毛泽东等人下毒手，但又怕惊动毛泽东，只轻声对坐在自己身边的毛泽东说：“我出去有点事。”
周恩来一出礼堂就立即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当年在黄埔军校和自己关系比较密切的张镇将军，当时任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宪兵司令。周恩来立即用电话和他联系上，说自己在大礼堂，现在出了重要事件，必须要他亲自来一趟。
张镇在电话里感到当年温文尔雅的老师周恩来心情焦急，估计到他确有要事，就飞快地乘车赶了过来。他一见周恩来马上立正向周恩来敬军礼说：“报告周主任，学生张镇到！”
周恩来一边向张镇回礼，一边感到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周恩来判断：如果是蒋介石下令对当时在重庆的共产党人下手，就少不了对身为宪兵司令的张镇委以重任，而张镇也决不会还对自己恭恭敬敬地执弟子礼。于是，他在向张镇简要说明李少石在路上遭不明枪击后向张镇提出了两点要求：一、迅速查明真相，缉拿凶手；二、一会儿散戏后，请张镇用自己的座车将我们的毛泽东送到我们指定的地点，确保他的安全。张镇不仅答应了周恩来，后来也完全做到了。就这一点，周恩来一生心存感激。他曾对罗青长、童小鹏等人说过，“一个人哪怕他一辈子只做过一件好事，而这件事对革命是有益的，我们就要永远不能忘记他。”
这就是重情重义的周恩来临终前还牵挂着早已去台湾，并且已于1950年就已在台湾病故的张镇将军。
周恩来召见罗青长的事发生在周恩来逝世前的二十多天，可见他是多么地关心台湾、想着台湾人民、想着那些曾经和他亲切相处过的台湾朋友。
三、骨灰放在台湾厅，
让他最后—夜在“台湾”过
1976 年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大会结束后，根据当时周恩来治丧委员会的安排，骨灰第二天才撤。那么这最后一夜把周恩来的骨灰放哪儿呢？按一般人家习惯，他的骨灰应该回家放置在西花厅，和家人、亲人们在一起，度过这最后一夜。但是，周恩来在生前已经对邓颖超有所交待：他的骨灰要放在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让他的最后一夜在“台湾”度过。
据周恩来的1949至1954年的贴身卫士韩福裕对笔者回忆：总理的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安静地放置于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内。在骨灰盒的左右两侧，还放置有六盆盛开的水仙花。那翠绿的叶子，鲜黄色的花蕊，是那样的圣洁，正象征着周恩来的崇高品格，那情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周恩来是位伟大的爱国者，在从事革命和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半个多世纪里，他的足迹留在了祖国大部分的山山水水。唯有让他遗憾的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他都未能去西藏和台湾。西藏毕竟早就和平解放了，已归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而台湾至今还孤悬海外，这是他临终前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因此，他要让自己的骨灰最后一夜放在台湾厅，以表达他最后还要和“台湾”在一起的心愿。
四、骨灰撒进黄河口，
期盼海潮携他去台湾
周恩来的骨灰是根据他生前早就定下的愿望撒向祖国的山山水水的。一共分四次撒在了四个地方。其中最后一次是撒到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的。
罗青长同志告诉我，周总理的骨灰撒到黄河入海口有两层意思。一是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周恩来的骨灰撒进母亲河后就表示他最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好让他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同时，祖国也是母亲，让他回归母亲怀抱也就是回归了大地母亲。二是周恩来生前十分关心台湾朋友、台湾同胞。他希望自己的骨灰撒进大海后，通过海潮的作用，能将他的骨灰带到台湾，让他和台湾同胞在一起。
周恩来临终前，台湾、台湾同胞、他在台湾的朋友时时萦绕着他的脑海，也正是他永远放不下的台湾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