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尽管在企业获得巨大成功，头顶光环无数，但很多人心中时刻向往着在政坛大展拳脚，并为此不惜攀附权贵，大搞权钱、权权交易，滑落进贪腐的深渊。
落马高官中的“跨界腐败”群体
在十八大后的落马高官中，有一个“跨界腐败”群体——他们长期任职于大型国企，并成长为企业的重要领导，而后完成跨界，跻身党政高级领导干部之列。还有一些人，原本是活跃在讲台上的高校教师，后来却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直至最终坠落。
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原福建省长苏树林，进入政界之前分别是中国最大的两家石化企业——中石油与中石化的掌门人；原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与原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均在该省大型国企深耕多年；最近落马的原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更是横跨学界、商界与政界。
因为长期在企业或高校工作，能力也为外界称道，他们的到来，一度被视为政坛的一股清风。可惜，他们最终辜负了外界的期待，跌落进贪腐的深渊。
崛起原因：
提拔得早，“贵人”少不了
盘点这些“跨界腐败者”的履历，可以发现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从基层干起，凭借出众的能力及贵人提携，年纪轻轻便走上领导岗位。
上世纪70年代，蒋洁敏参加工作，在胜利油田孤岛采油厂井下作业队当修井工。胜利油田的老工人向廉政瞭望记者介绍，油田所有工作中，修井几乎是最脏最苦最累的，整天在野外作业，如果遇上井喷和冲砂，内衣都会被油浸透。除了高强度的劳动，还有许多无法预知的风险。蒋洁敏的一名工友，不小心被洗井的化学药剂溅到眼睛，从此一只眼睛失明。
苏树林大学毕业后，也放弃了在研究所的工作机会，主动申请到条件艰苦的大庆油田外围区参加石油会战。一篇描述苏树林早年事迹的文章曾写道：“苏树林工作的地方，到处是水塘、沼泽、沙丘、荒漠。喝的是用罐车拉来的贮存在铁罐中的、充满沙土和铁锈的浅井水，大而肥的蚊子昼夜不断，随便拍一下脸，手上就会沾上一层鲜血……”
原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是煤矿工人。当年的工友介绍说，任润厚每天都得下井挖煤。在此期间，矿井发生过事故，任润厚当天正好轮休。因为表现突出，任润厚24岁时获得了去西山矿务局职工大学学习的机会，命运从此改变。
陈川平与毛小兵大学毕业后，分别来到太原钢铁公司与青海省锡铁山矿务局，从生产一线的技术员干起，最终成长为企业的一把手。
一名受访人士表示，从企业一线干到高管的当事人，要跨界到官场，大致有两个条件，一是在企业取得过不俗的成绩，二是进入政坛时依旧具有年龄优势。
当然，要获得非同寻常的升迁速度，除了个人努力，更少不了贵人提携。
上世纪80年代末，蒋洁敏攀附上时任胜利油田管理局局长的周永康后，立刻步入仕途快车道。
苏树林37岁就当上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也是得益于一名重要领导的赏识。这名领导先后担任大庆石油管理局与中石油的一把手，不仅对苏树林一路提携，甚至在国家领导人视察大庆时，还把汇报的机会特意给了当时仅是局长助理的苏树林。
廉政瞭望记者在青海采访时了解到，毛小兵29岁出任副厅级的锡铁山矿务局副局长，已属破格提拔。34岁出任矿务局一把手时，更是遭到“年纪太轻”的质疑。此时，一名青海省主要领导拍板定调，认为矿务局即将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提拔一名学历高、年轻的一把手，有利于工作开展。
艾宝俊是高校教师出身。1994年，在一场冶金工作会议上，时任高校财务处长艾宝俊的发言，令出席会议的宝钢集团董事长大加赞赏。他认为这种既懂工业又熟悉财经的人才，正是宝钢需要的。同一年，艾宝俊被调入宝钢，一路扶摇直上。
一边注重工作绩效，一边搞权权交易
这些“跨界腐败者”，都曾缔造过属于各自的辉煌，身上有鲜明的强人烙印。蒋洁敏因操刀中石油上市，成为风光无限的国企改革者。苏树林在大庆石油管理局时，面对喊了几十年的增产口号，率先提出当国际油价过低时，企业应当主动减产，这一决定至今看来无疑具有超前眼光。成为中石化的掌门人后，苏树林又大力推动“走出去”战略，让中石化的触角伸向全球。
在曾经执掌过的企业中，这些人一度拥有相当不错的口碑。陈川平落马之后，一名太钢集团的工程师还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如果没有陈川平，太钢的发展或许就没有这么快。
即便转入政府工作，他们依旧延续了在企业时大刀阔斧的工作作风。不过，这些“跨界腐败者”同时也是“带病提拔者”，当他们在企业取得不俗经营业绩时，自身已经跌入腐败的泥淖。从目前公布的案情及调查情况来看，这些人的贪腐行为早在企业时便已开始。甚至在各自引以为傲的工作业绩中，腐败的暗流已经涌动。
西部矿业的成功上市，既为毛小兵赢得无数赞誉，更引来不少质疑。股票公开发行后，一直有员工上访，认为毛小兵伙同特定企业在股市攫取利益，普通职工的权益遭到侵犯。
因为执掌大型国企所握有的巨大资源，除了常见的权钱交易，“跨界腐败者”还会成为权权交易中的一方。
蒋洁敏在中石油任职期间，受周永康之托，利用职权为他人在获得油气田区块合作开采权、燃气轮机发电机组项目招标、天然气供应指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其行为严重扰乱了国家油气资源管理秩序，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人民日报曾发文评论，权权交易是一种比较隐蔽的违纪违法手段。以蒋洁敏案为例，从表面上看，蒋洁敏受周永康之托，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没有直接从中获利。但他凭此获得了周永康的信任，在仕途晋升等方面对蒋洁敏予以“回报”。在这个过程中，二人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互相示好，真正蒙受损失的却是国家利益。
大搞权权交易的还有陈川平。据知情人士介绍，陈川平与令计划家族私交甚好，陈川平能从太钢董事长晋升副省长，数年后又跻身省委常委，与令计划的提携密不可分。同时，陈川平也对令家的商业活动大开方便之门。
攀附权贵，出手阔绰
尽管在企业获得巨大成功，头顶光环无数，但在蒋洁敏等人心中，却无时无刻不向往着在政坛大展拳脚。拼命攀附权贵以为进身之阶，成为“跨界腐败者”的又一特征。
落马后，蒋洁敏被媒体称为周永康的“门徒”，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争夺中石油一把手的过程中，蒋洁敏能够最后胜出，倚仗的恐怕正是上头有人。同样能力出众，却因为属于大庆石油系，与周永康缺少交情的苏树林，最后只能黯然出局，一度淡出石油系统，远走辽宁。据媒体报道，执掌中石油后，蒋洁敏也充分利用自己“周家臣”的角色，迅速摆平公司内部各个山头。
与令计划家族的关系，则是陈川平驰骋山西官场的护身符。在以令计划为首的神秘组织西山会中，陈川平是重要成员之一。陈川平管令政策、令计划叫舅舅，太钢集团的重要项目审批以及陈川平个人的升迁，都得到令氏兄弟的关照。据媒体报道，陈川平曾送令计划独子令谷一辆法拉利，令谷驾驶该车时遭遇车祸，引发一系列后续风波。
据一名山西官场人士介绍，因为坐在国企的金山上，这些“跨界腐败者”为谋得个人升迁，出手往往特别大方。例如赠送法拉利这种事，一般官员恐怕难以办到。
其实，纵观蒋洁敏等人的轨迹，他们从来就不甘于仅仅执掌一家企业。权欲与贪念，最终使他们走上不归路。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廉政瞭望记者，优秀的国企领导人希望进入政界施展拳脚，本身无可厚非。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熟悉经济工作的企业家从政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不可否认，在政府机关与国有企业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贪腐现象存在，在查处个别“跨界腐败者”的同时，更要完善政府与国企的监督体制，做好惩前毖后的工作。
“跳槽”入政落马官员的四大特征
随着干部队伍的交流成为常态，一大批活跃在商界与学界的企业家、学者进入政坛。在这一群体中间，有人成功“跳槽”后，却难逃黯然落马的结局，令人唏嘘不已。
梳理这些“跳槽”入政落马官员，尽管他们的经历与任职岗位各有不同，却拥有较为类似的共性特征。比如，他们都怀有强烈的官本位思想，钱挣够了，就想当官；在企业和高校等一把手帮助下，年纪轻轻便身居高位；领导作风更趋强势；贪腐手段也令外界瞠目结舌。
取向特征：
受官本位传统影响深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国企管理者的收入已大幅提升，其薪资待遇远超政府公务员。
媒体曾报道，一名央企董事长调任某省省长后，看到工资条后的第一个反应，是怀疑小数点打错了。他坦言，对于来政府工作后收入下降有心理准备，但看到工资条后还是吃惊，没想到会这么少！
同样是这位省长，到政府工作后放弃了打高尔夫球的爱好。在企业工作时，休息时间可以自费打高尔夫，主政地方后却要顾虑方方面面的感受。
尽管工资少了，约束多了，却并不妨碍部分国企管理者极力渴望走入仕途。其中的一个原因，大概是在某些人心中，一直怀有强烈的官本位思想，认为钱已经挣够了，不妨再过一把“官瘾”。
纵观那些“跳槽”入政落马官员的轨迹，他们从来就不甘于执掌一家企业。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在执掌中石油时说出“生入中南海，死进八宝山”的“豪言壮语”，这样的“雄心”当然不是一个中石油董事长能装得下的。原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原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早年在企业工作时，也一直把晋升副省作为奋斗目标。
梳理他们的履历还会发现，“跳槽”者进入政坛的起点往往特别高。不跳则已，一跳就必定拿下关键位置。陈川平、任润厚进入政坛后，均从分管煤炭工业的副省长干起，这在山西堪称实权岗位。毛小兵离开西部矿业后，立刻成为首府城市西宁的代市长。原宝钢集团总经理艾宝俊调任上海市副市长后，分管工业、商业、国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抱着过官瘾的想法，眼睛里当然是盯住关键岗位。另一方面，他们手里掌握的国企资源，也使其拥有了强大的活动能力，更容易“心想事成”。
从政特征：
曾带来先进管理理念
这些“跳槽”入政落马官员，大多数是从基层干起，获得令外人惊讶的升迁速度。
蒋洁敏参加工作后，从修井工干起，39岁就担任正厅级领导职务，到45岁时已晋升副省长。苏树林37岁担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不到40岁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艾宝俊与陈川平，也都在35岁左右便跻身宝钢集团、太原钢铁这种大型国企的核心领导层。
其次，能够“跳槽”者，之前大多取得过令人信服的成绩，同时得到了一把手的认可与赏识。尤其是高层领导的拔擢，几乎是完成“跳槽”动作的必要条件。如蒋洁敏同周永康的亲密关系，在石油系统人尽皆知。
有专家认为，由于不少企业、高校一把手对提拔下属拥有绝对话语权，加之监管较官场而言更为薄弱，程序很难称得上严格，他们看上人才就大力提拔，使其在系统内发展得畅通无阻。这也是不少“跳槽”进入政界者具有年龄优势的原因。
有些“跳槽”入政落马官员，进入政界后也带来了好的管理理念，有的的确取得过成绩。据称，蒋洁敏的工作效率和决策水平曾给同事留下了深刻印象。栾庆伟工作作风踏实，带领下属苦学日语，被誉为大连软件产业的“铁三角”之一。
性格特征：
大多数人强势霸道
无论是从商界还是学界“跳槽”进入政界，不少人的性格非常鲜明，也把之前的强势作风带入官场。
据报道，苏树林、陈川平等在担任省市主要领导期间，作风霸道，批评人不留情面。他们不仅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政府机关的工作效率，认为比起企业来差距太大，还被指“很狂”，如毛小兵当众训人是家常便饭。
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强势的工作作风，有时容易推动工作，还一度获得外界好评。而强势背后的霸道和底气，大概源于国企管理者懂经济，工作中的执行力很强，学界出身的人学识渊博，眼界开阔，他们或多或少都拥有一种心理优势，认为比起同僚，自己在某些方面的能力更胜一筹，底气十足，进而把这种底气当成了霸道、蛮横的资本。
强势的工作作风再进一步，往往演变为独断专行。这些“跳槽”入政落马官员中，有好几人就是有名的“一言堂主”。
毛小兵主政西宁时，大小事情一把抓，其亲属明目张胆介入市政工程，弄得民怨沸腾。陈川平当太原市委书记时，因为自己不吹空调，市委常委会上形成了不开空调的惯例。大热天开会，其他常委热得汗流浃背。
不过，凡事也有例外，比如艾宝俊在政府工作时就显得颇为低调。分析人士认为，官员强势与否，一定程度上也与当地政治气候以及个人处境有关。
贪腐特征：
涉案金额巨大，手段并不高明
不少“跳槽”入政落马官员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外界口碑似乎不错，但违法事实一旦被揭露，其数额之大往往令人瞠目结舌，而不少人的贪腐手段并不高明，被“一抓一个准”。
看起来，这些人拿惯了高薪，或许根本看不上普通的红包礼金。可实际上，不少人一旦出手，搞出的必然是大动静。
舆论认为，苏树林的违纪行为极有可能发生在推动中石化海外扩张的过程中。他和特定商人发生利益关系，以至于中石化耗费巨额资金在非洲收购了某些不良资产，至今无法实现盈利，造成的损失要以几亿甚至几十亿计算。
艾宝俊是财经专家，长期分管宝钢集团财务以及上海国资工作。他的家人凭借这层背景，把手伸进资本市场，在里面兴风作浪，一次交易的获利动辄上千万。
多年来，从商界、学界、科技界等跨入官场的从政者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个别人搞腐败与“跨界”本身无关。但“跨界”亦可成为发现当事人腐败的契机。
还原“跨界者”：
主流很给力，如何迈过那道坎？
文_本刊记者 李天锐
“要使好的比较年轻的干部早点上来。”
19 82年党的十二大前夕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到时任第二汽车制造厂副厂长王兆国时如是说。十二大后，王兆国由企业跨界进入政界，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总工会主席。
此前参观完“二汽”回武汉的路上，邓小平道出了王可以“跨界”从政的理由：才38岁，有多年领导经验，有文化和专业知识（哈工大毕业，在生产一线多年），表现也不错（文革时抓生产、抵制贴大字报）。
事实上，对优秀的人才跨界使用，是我们党多年来形成的惯例，体现了“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气魄和胆略。个别人的腐败，改变不了这些跨界官员做出的贡献。
“跨界人才”为何受偏爱？
“党管干部”是选任党政领导干部的首要原则。从我们党不同时期发布的重要文件中，对跨界人才的偏爱一以贯之。
早在2002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就指出，党政领导干部可以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任用。
2014版《条例》更增加了“拓宽选人视野和渠道……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应当注意从担任过县（市、区、旗）、乡（镇、街道）党政领导职务的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中选拔”的内容。
同年底颁布的《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亦指出，注重从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中培养选拔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多年来，不少人才“跨界”到政界后，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昔日复旦大学指点江山的青年学者、辩论队教练王沪宁，如今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而现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长郭声琨，从政前曾在国企担任高管10余年，曾任中铝公司总经理。
除了出身学界、商界的，还有从文学艺术界、科技界跨界到官场的。如早些年，作家王蒙出任文化部长；写出反腐小说《抉择》的张平，曾任山西省副省长；昔日被誉为“航天少帅”的马兴瑞，现正担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等专家认为，干部“跨界”任职，可以增进不同工作领域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发挥自身独特的业务和经验优势。同时，能更好地协调解决问题和矛盾，大胆改革，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主义的倾向。
一些好的工作作风，被跨界者们延续了下来。李毅中担任中石化总经理时，就以“雷厉风行”著称，曾直斥部分员工工作效率低；调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后，他整顿作风，“火爆”依旧，多次在事故现场痛斥责任方不作为。
当事人被选中进入政界任职，一般而言，新职亦有利于其发挥专长。履新后，他们也为任职地带来了新变化。马兴瑞不仅提出“深圳要打造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硅谷”，还于今年11月13日见证了深圳市政府与自己的老东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进航天技术在深圳产业化。
这些官员带给下属的，还有新思路、新理念的洗礼。曾任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的郭树清，履新山东省长后开展金融改革，山东省金融办主任李永健在改革1年后受访称，很多山东官员仍感觉跟不上郭树清的思路，要跟上很不容易。李同时亦表示，凡事有个过程，对完成金融改革仍有信心。
多名跨界者受访时均表示，政界和此前他们工作的企业、高校等，都属于体制内，适应起来不难，但官场生涯也让当事人有所改变。从中海油总经理到海南省任职的卫留成回忆，到海南后更注意形象了：“有时我老婆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提意见，你头发怎么这么乱？”脾气变得更温和了，“尽管有些话听起来没意思，也要听，很多会议你都要去。”
对一些“跨界者”特别是文化人而言，这段日子还成为了解和读懂政界的窗口。如学者张颐武到北京市文化局任副局长刚一个月，已体会到“政府的运作太复杂，要在不同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已卸任山西省副省长的张平更表示，这些年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太精彩，要将其写成反腐作品。
腐败与跨界本身无关
毋庸讳言，一些企业界、学界、文艺界知名人士在“跨界”进入官场后，违纪违法行为暴露，最终成为了阶下囚。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官员搞腐败，与“跨界”本身并无关系。
首先，“跨界者”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兢兢业业，发挥自身优势，在从政的岗位上做出了贡献。2014年4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强调，还要继续拓宽视野渠道，加大交流力度，打破干部部门化地域化，使干部在不同环境不同岗位增长才干。
其次，正如本专题前文已提到的，绝大多数从商界跨到政界的贪官，在企业已开始搞腐败。甚至可以说，很多人贪腐事发，导火索都来自在企业任职时。如蒋洁敏被控受贿1400余万元的期限为2004年至2013年，刚好是他在中石油步步高升期间；山西落马高官陈川平，罪名之一便是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
由此看来，跨界与腐败并无直接关系。不过不少专家表示，为了让“跨界”更安全，选拔人才更科学，“跨界”的程序、方式等，还需要有更多改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在政界、学界、企业界高级官员的互换方面，有必要出台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妨出台与《公务员法》、《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相适应的二级、三级法规，来规范干部流转工作的全过程。
“跨界前后是发现贪腐者的一个契机。”还有专家建议，这段时间，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企业高管离任审计，综合运用纪委廉洁鉴定、民主测评、个别谈话、任前信息公开等手段，对其做一次全方位的“廉政体检”，减少“带病跨界”的可能性。一个典型案例是，蒋洁敏就是在企业离任审计中被查出问题， “跨界”任职不到半年就落马。
最后，“要迈过‘跨界’这道坎，成功转型，除了不搞腐败，跨界者们还有更多的挑战。
“从自身看，一要及时转变工作方式，适应政界的工作和节奏，做好长期奋斗的准备。二要将过去的自己适当‘归零’，找准定位，利用自身优势服务于任职地发展。三要始终洁身自好，不加入小团体，不搞团团伙伙。四是遇到挫折时积极面对，努力调适心态。从组织看，除了及时开展测评和考察外，还要适时加强人性关怀和心理辅导。”上述专家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