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1978年后中国首个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奠定了城市工作的新格局，时隔37年后，中共当局于北京时间12月20日至21日再度召开国家级的城市工作会议。此次城市工作会议中强调了化解房地产库存、城镇化、户籍与社保改革等话题，而当下这些领域的变革无一不深度触及中国社会的基层现状。
12月22日晚，中共喉舌媒体海外微信公号“侠客岛”刊文指出，城市工作涵盖经济、社会、生态；户籍、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就业、社保；拆迁、建设、上访、城管、卫生、规划，等等，是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面对堵、霾、贵以及大拆大建等“城市病”顽疾，须以全局的目光观之，以更高层级的力量破之。
城市工作面临诸多难题
对此不乏有观点认为，这次国家级的城市工作会议，意义可能堪比1978年的中共首个城市工作会议，或同样开创城市工作的新格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城市工作会议中的城市工作升格，城市工作上升到同“党建”和“反腐”两大工作并重的政治地位。然而，能否解决大城市的“城中村”问题，以及农村人口市民化的门槛问题，是外界舆论公认的中共城市化工作两大挑战。
据统计，30年前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城市化率不足18%，如今已经超过50%大关，平均每年让城市人口上升1个百分点左右。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欧美发达国家，30年城市化进程只有10%左右。因此，在中国就造成了诸多城市包围农村的“城中村”怪现象，“3天盖一座楼”的深圳速度及中国速度被广泛效仿。
事实上，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城中村”是中国模式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不够精打细算的质量发展，追求高速化的“一蹴而就”，这种粗放的城市发展模式势必会有遗留欠债。而追求速度让当局的城市规划不够长远，着眼于眼前的短暂发展利益，是不少大城市病的“根源”所在。同样也是城市工作中建设宜居城市的拦路虎。
经梳理发现，仅北京就尚有189个城中村，上海有104个，广州有139个城中村，深圳有241个城中村，天津有21个城中村和42个村中城，重庆有61个城中村，武汉有168个城中村。如此可见，中国的不少一线城市，还存在大量的“工作”待解。
有分析指出，由于城中村的内部通常没有统一的规划和管理，以低矮拥挤的违章建筑为主、环境脏乱、人流混杂、治安混乱、基础设施不配套、游离于城市管理体制之外，成为了都市的“癌症”。从地域角度上讲，它属于城市的范畴。从社会性质的角度上说，仍保留了传统农村的因素，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贫民窟的表现形式。所以，解决大城市病的首要任务，应该从整治和发展城中村开始。
从此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看出，化解房地产库存的有效办法之一，是吸引农村人口市民化，这套措施同样渗透进城市工作会议里。12月14日，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曾提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扩大有效需求，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但是，如今让占据中国人口半壁江山的6亿农村人口市民化，也绝非易事。
众所周知，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的人口是廉价劳动力的主要输出地，但随着教育政策的完善，农村人口的教育水平普遍得到提升。尤其是农村出现了一个新的景象，很多出生在农村的“80后”和“90后”出现和长辈的两极分化，受过高等教育的这类人口不愿进入城市后从事类似“农民工、厂工“等低端工作，他们更愿意从事自己一直企望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另据中国社科院数据统计，在2020年后，中国农村廉价劳动力人口出现减少的趋势，并以每年2至3个百分点下降，事实上中国的农民工正在老去。
一方面是老去的农民工人口对市民化心有余而力不足；另一方面，虽然每年有1,000多万农民工进入城市，但现户籍制度的制度藩篱和经济门槛，使得“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难以做实。2015年的人均收入数据显示，一二线城市的农村外来务工人员的人均盈余年收入为3至4万元（1人民币约合0.156美元），而在大城市若以这样的年收入买房并扎根落户，显然是遥遥无期的。有评论称，经济阻力是农村人口市民化的最大难题，当局的的城市工作或将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加以扶持，降低农民市民化的门槛。
除此以外，一些城市利用居住证制度设置学历、技能、投资等新门槛已成为普遍现象，或者存在只改变户籍、未改善生活居住条件和福利水平的“空转”现象。而当前的土地制度使得农民难以真正“走出去”和“留下来”，一些地方的户籍改革试点中，甚至出现了原有城市户籍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的“逆城市化”现象，这显然与中共现阶段的城市工作会议的目标背道而驰。舆论普遍认为，当局能否大刀阔斧地降低农村市民化的门槛，直切城市病“症结”，将成为中共今次城市工作会议成果能否媲美1978年城市新格局的关键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