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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一个名叫威廉·埃德加·盖洛的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在后来的20多年时间里，这位勤奋的美国人先后考察了长江流域和长城沿线，后来还去了更多的大城市，登上了中国五岳。他为我们留下了500多张大变革时代的中国人和中国风景影像，以及大量的文字记录。
威廉·埃德加·盖洛从上海出发，溯长江而上，沿途经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最后到最上游宜宾。上海是著名的国际大都市，任何一个到东方的西方旅行家，都不会错过到上海的机会。上海码头繁忙、有银行和商场，也有缫丝厂和啤酒厂。各种肤色的人们在街头行走，还有各式车辆。
中国有句古话，“人是万物之灵”，中国人制造了瓷器，也能生产出精美的丝绸。农民们使用木制的犁来耕地，一年四季都靠手工。中国的上层人士不会做手工劳动。图中左为化缘的僧人，右为江苏地区为稻田灌溉的农人。
彼时的长江是一条未经污染的河流，威廉·埃德加·盖洛可以毫不犹豫地捧起荆江里的水来喝。他分析之所以泾江水干干净净，是因为当时农人为了让土壤富饶，会把一切可以成为肥料的材料都收集起来，而不是扔进江里。图为扬子江边的房屋和渔网。
在南京，江南贡院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科举考场，占地超过30余万平方米，每三年会有15000多人来江南贡院参加考试。与之对比的是，在南京的基督教学校里，只有几百学生就读。
20世纪初的中国，很多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长江两岸的城市和乡村，建立了很多天主教和基督教建筑。图为长江下游的一座女传教士训练中心。
据教会内部统计：到1905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已经达到了3445名，其中有1432名男性、1038名传教士妻子、964名单身女性。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传播科学、治病救人、开办学校和图书馆等。图中左为长江轮船上的传教士，右为宜昌的苏格兰传教士。
清末，大清王朝仍然保留着复杂的官僚体制。高级官员是当地百姓的“父母官”。衙门办案有时毫无根据，比如一个男人割下了他的妻子和侄子的人头，理由是他们通奸。衙门执法人员就将两颗人头放入水中，若二者相对，就认为通奸成立，二者相背则为无辜。图为四川地区的衙门官员和护卫。
那时候，长江上是有救生船的，救生船为红色，俗称长江红船。这些救生船有官办也有民办。图中左图后方的小船即为红船，右图为救生船员将一条船拖到岸边。
长江之牛肝马肺峡。牛肝马肺峡位于西陵峡上段，“马肺”在1900年被英国炮舰打掉了下半部分，到1903年只剩下“牛肝”。100年后，中国修建三峡大坝，牛肝马肺峡所在位置已深入江底，“牛肝”被切割迁移到三峡大坝旁边的凤凰山上供后人观赏。
船继续前行。盖洛来到了四川万县（现在重庆万州区）。这座桥是著名的万州陆安桥，建于清同治十年。曾被茅以升编入《中国桥梁技术史》，也被李约瑟编入《中国科学技术史》。三峡大坝蓄水后，此桥所在地被江水淹没，“陆安桥”整体原样搬迁到万州青龙瀑布景区。
这是万县的教堂。在万县的商店里，有钟表、糖果和香皂，最多的是火柴，当地人称之为“洋火”。最让盖洛感到惊愕的是，万县人十之八九都吸鸦片，万县人称鸦片为“洋烟”或者“洋药”。
去往四川泸州的路上遇到一座黄氏宗祠。宗祠即祠堂，是汉族人供奉祖先之地，是宗族的象征。
盖洛继续溯游直上，来到岷江和金沙江的交汇地四川宜宾城。宜宾古称叙州城，城内有著名的合江门，岷江、金沙江、长江在此处汇合。合江门本是禹王宫右侧的一处临江建筑，该古建筑和禹王宫一起已在文革年间被全部拆毁，在原址上修建起航运大楼。
从宜宾出来，盖洛就取道云南、经缅甸，离开了中国。在中国，他发现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位，而不是个体的人。男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非常高，他有权力支配家里的每个成员。每一个男人都是他所在的圈子的“皇帝”。图为宜宾一位大臣和他的家人。
1908年，盖洛再次来到中国。这一次，他来到了长城，全线考察长城。据此，他写出了有史以来第一部关于长城的专著《中国长城》。图为长城在东端的起点——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盖洛不但拍摄长城，还写下长城两边的所见所闻和风土人情。图为北京南口，八达岭长城。
长城在河北的一段。
长城在最西端的终点——“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盖洛的镜头里不只有长城和风景，还有长城两边的中国人。图为两个开心的普通人。
长城两边的中国人，图为甘肃地区的绅士。
盖洛在长城下的留影，长城上是一小面美国国旗。原图说是：“最后一块砖”。盖洛后来又来过中国两次，游历了中国十八个省府和五座名山（指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和中岳嵩山）。盖洛1925年去世，留下了关于四本中国旅行记，以及500多张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