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深陷滞涨泥沼，包括尼克松、卡特在内的各界政府被搞得焦头烂额，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曾经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凯恩斯主义回天乏力，随后上台的里根政府索性掀翻了桌子，大呼一声：减税！事实证明，此举虽对政府和社会福利造成短期阵痛，但长期看，则为停滞僵化的经济重新注入了活力。
当下，中国持续下行的经济，迫使习李政府掀翻了桌子。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减税政策，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
这标志着2016年中国将迎来减税之年。社会各界苦盼已久的“恩惠”即将得到具体落实。
全球目前经济正值疲软，美联储不久前加息，给包括中国在内众多新兴国家带来阵阵寒意。常规来看，当一国资本持续流出时，加息（而非降息）是央行非常时期下的特定手段。去年俄罗斯为捍卫卢布汇率稳定，曾一度将基准利率提升至17%。但此举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将对社会就业造成短期严重后果。这也是中国政府无法接受的政策选项。
况且，中国产业结构目前处于二元化格局，单凭央行货币政策，难以起到决定性效果。与欧美经济体不同，规模庞大的僵尸企业，裹挟了中国太多经济资源，并对银行构成逆向绑架。这颗炸弹不被定点清除，将会像癌细胞一样扩散，让中国经济积重难返。习李政府正深知于此，才围绕供给侧改革提出“五大歼灭战”，甚至不惜阵痛为代价推动经济结构优化改进。
所谓供给侧改革，核心就是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包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为企业腾挪出利润空间，增强企业生产和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进而改善供给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除充分市场竞争和金融自由化外，减税是此项改革的重点（也是供给学派精髓）。
很多人认为，减税政策施行，意味着政府税源将减少。在短期情况下是，但长期看则很可能增加税源。美国经济学家拉弗曾指出，税率越高，不一定意味着政府税收越多，因为这会导致企业和个人工作积极性下降，偷税漏税动机增强。如果政府短期让渡出利益空间，企业和个人利润和消费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无形中则为政府创造出更多的税源。
据瑞银证券测算，明年政府减税规模约在7,437亿元（1人民币折合约0.1544美元），其中营业税改增值税减税规模约为3,836亿元，社会保障相关费用减税规模约为2,403亿元，算上小微企业减税等项目，2016年合计减税规模约为7,437亿元，占国内GDP约为1.1%。
果真落实的话，此项举措的确能有效缓解企业和个人负担，对生产和消费起到良性促进作用。在此建议，中国政府不妨再迈进一步，推出规模1万亿以上减税举措，尤其大幅降低中产阶层的税负。因为，这一阶层不仅是中国经济的脊梁，而且是驱动社会消费的核心载体，如果他们的税收负担降低，能腾挪出更多的开支用于消费，这将对结构性调整形成重大推动作用。
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唯有依托社会消费驱动下的企业创新，这不仅需要产业结构的调整，更需要消费模式的转变。一穷二白的“杨白劳们”难以担此重任，只有使其转变为衣食无忧、善良勤劳的“黄世仁们”才成可能。如何让前者完成这一华丽转身，是对政府智慧和魄力的考验。
的确，随着减税举措出台，一定程度上会加剧政府财政紧张。官方媒体透露，明年中国财政赤字率有可能突破3%，财政赤字或突破2万亿元，与今年相比增加数千亿元。不过财政赤字率突破所谓3%的红线符合中国国情。（为控制财政风险，1991年奠定欧盟基础的《欧洲联盟条约》规定，欧盟各成员国财政赤字率不能超过3%。这被中国等国家所参考）
一般来看，世界上所有爆发财政和金融危机的国家，均和金融市场开放下，政府大幅对外举债和货币超发紧密相关。当政府财政无力偿债，或货币剧烈贬值时，市场预期由此逆转，从而酿成一系列悲剧。与此不同的是，中国金融市场目前尚未开放，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透支空间，如果财政开支运用得当，将其转化为民生福利保障和住房补贴领域，必然将对国内经济构成利好。如果以财政透支为代价，将社会有效需求带动起来，也是市场期望所在。
最近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和阿里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消费趋势报告》指出，如果中国经济转型顺利，预计未来5年，在中产和富裕阶层、新生代消费者和网络购物等3股势力推动下，即使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社会消费力也将快速增长。
该报告指出，如此的话，至2020年,中国年收入超过2.4万美元的上层中产及富裕阶层家庭数量将增长一倍，而且消费将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届时，具有强大消费力的中产阶层，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中国也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上新的台阶。
所以，中国结构性调整改革同时，如何为中产阶层松绑，如何让农村广大人口富裕起来，如何让社会财富更加合理分配，是摆在习李政府面前首当其冲的要务。发动一场“杨白劳歼灭战”，对中国来说已刻不容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