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出生于1935年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已有80岁。在2015年2月一场公开演讲和问答活动中，达赖喇嘛突然转向身旁的翻译并用藏语悄悄地问道，“今天演讲的主题是什么？”他的弟弟丹增曲杰见此对另一个人低声说，“尊者年纪越大越健忘了！”
这一细节被曝光于《纽约时报》近日对达赖喇嘛的长篇系列报道。自12月7日至14日，该报忽然连发6文，标题分别是“暮年的偶像”、“肉体与精神的流亡”、“两个身份”、“独立还是自治”、“名存实亡？”、“自愿的终结”。
这些文章还透露，同时身为“西藏流亡政府”中一名贵族成员的丹增曲杰还曾直言：“一旦尊者去世，我们就完了。”而“藏青会”达兰萨拉分会会长丹真宗智也有过类似的说法称，“达赖喇嘛故去会给藏人留下一个真空”。
日益衰老的达赖喇嘛影响力大不如前
达赖喇嘛在2011年76岁的时候，把一切政治权力移交给43岁的洛桑森格。洛桑森格从未到过西藏，是在印度长大的西藏人第二代，曾是“藏青会”领导人，是由海外流亡藏人选举产生的最后一位噶伦赤马，以及第一位民选“西藏司政”。洛桑森格还在哈佛大学留过学，被称为“藏人的奥巴马”。而且，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达赖喇嘛与洛桑森格在很多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很难说他是达赖达赖喇嘛的忠实的执行人。
事实上，目前在海外流亡藏人群体中，像洛桑森格一样与达赖喇嘛存在一些具体分歧的人不在少数。达赖喇嘛的地位和声望依然显著，但是由于与新生代的隔阂，尤其是自身愈益年迈衰老，他的实际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而在他去世之后，失去精神领袖的海外流亡藏人群体的前途命运将更为迷茫。不过即使是在当下，17万人的海外流亡藏人群体的未来也已经出现了三种可能的苗头，这可能会导致三种方向的分化。
第一种分化方向是被同化于当地社会文化之中。1959 年，西藏回归中国近10年后的一次武装冲突后，达赖喇嘛与一群藏人远投山南后数十年里，数万的藏人翻过山川峡谷投奔达赖喇嘛，如今大多居住在有“小拉萨” 之称的印度达兰萨拉，生活在尼泊尔的有3万多人，其他则散布于瑞士、英国、美国、加拿大等31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大多已经在当地生活半个多世纪，失去故土、家园，远离亲人，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难免会在潜移默化中被同化。尤其是在50年后，老一辈藏人都将逐渐减少，对第二代、第三代的宗教教育与传承程度都会不断弱化。
其实，“西藏流亡政府”就是仿照西方的政治模式建立了政治体制与行政架构，依靠“西藏内阁（噶厦）”、“西藏人民议会”以及“最高法院”对全球海外“流亡藏人”实行控制与管理。这种自下而上的权力架构会对以达赖喇嘛为中心的传统宗教和政治权力架构造成颠覆性冲击。该流亡政府司政洛桑森格与达赖喇嘛的分歧正是来源于此。而散居诸多地方的藏人小群体更为边缘化，也更会更快地融入当地社会和文化之中。
第二种分化方向是归向中国。达赖喇嘛本人在1991年和2005年两次表达了返回西藏的请求，但因其与中国政府的不同考量都未成行。不过，这已经说明了在流亡藏人群体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生活在西藏地区的藏民生活状态在过去数十年来得到快速发展，而流亡在外者则普遍比较穷困，而且面临着身份的困扰，无所归依。在印度，大部分流亡藏人只有印度居住证，只能接受“二等公民”的身份，不得不担心印度可能的政策变化。
曾在“流亡政府”里担任要职的安曲活佛在在2015年5月从印度回到中国定居。他是达赖喇嘛方面回国的代表人物之一。另外，因遭到达赖喇嘛“宗教迫害”而与之分裂相互攻击的多杰雄登信徒则是被近离开藏人社区，其中的很多人都选择倒向中国。
第三种分化方向则是极端化。致力于推动西藏独立、成员达6万人的的“西藏青年大会”成立于1970年，正是达赖喇嘛逃亡后约第10年。这也是海外藏人流亡群体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上文已经提到，现任“西藏流亡政府”司政洛桑森格就曾是该组织的领导人。
达赖喇嘛本人的态度较为复杂多变，既坚持“中间道路”（这一点遭到藏青会反对），同时又对自焚者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抱以理解同情的态度。其实，相当多的流亡藏人持更为激进的观点。自2011年洛桑森格继承世俗权力后，藏人自焚事件开始步入井喷式爆发。
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藏青会参与发起“西藏人民起义运动”。主席次旺仁增在2008年3月于印度达兰萨拉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时称：“现在可能已经到了西藏抵抗运动采取自杀式暴力手段来进行抗争的时刻了。”因此在达赖喇嘛之后，并不能完全排除部分海外流亡藏人走上更为极端化道路，乃至具有某种程度的恐怖主义性质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