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官场遭商界围猎 建情报圈安插卧底(图)

大陆官场遭商界围猎 建情报圈安插卧底(图)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曾经历塌方式腐败的山西官场一片廖败,而曾涉案其中的花样百出的行贿者也不断被媒体曝光。北京时间12月27日,陆媒《中国经营报》刊文披露了擅长“腐蚀”官员的山西老板们“围猎”官场的内幕。文章透露,山西老板们之间不仅建立了与官员有关的“情报”流通圈,公开交流如何接近、控制并俘获官员的话题,甚至还安插“卧底”、买通秘书等官员身边人。文章指出,县处级官员是中国行贿者们的最大“目标群体”,而与受贿人最终被判刑入狱的结果不同,这些行贿人最终往往能华丽变身成为“污点证人”全身而退。

  

大陆官场遭商界围猎 建情报圈安插卧底(图)

  文章称,大陆行贿者对“官员围猎”的手段与时俱进、花样翻新,而其中以山西最为典型,如何接近、控制并俘获官员,是山西老板们在圈子里公开交流的话题,老板们的朋友圈就是与官员有关的“情报”的流通圈。

  文章援引知悉内情人士的话称,“在圈子里刺探并发布和官员相关的信息,山西的老板非常嚣张毫无避讳。”除此之外,老板们还有自己独特的渠道获取信息,安插“卧底”、买通身边人等手段并不罕见。

  除了对官员的个人喜好如洗澡、美女、打牌、收藏、玩车等等悉数掌握之外,对官员家庭成员、外围关系乃至朋友圈的动态也要一一跟进,其信息之准确、更新之迅速令人吃惊。“姑娘结婚、儿子留学、丈母娘换房、老婆买新车、情妇生儿子、朋友打官司……围绕老板们感兴趣的官员的隐秘信息,很快就会被获悉。”上述知情人士透露,随之而来的就是老板们对症下药、斟酌药方。

  而长期与官员打交道,行贿的山西老板对官员的观察入木三分,对自己的判断亦充满自信。“关键是要掌握好送钱的节奏,什么时候送、送多少、怎么送。”文章援引一位有多次行贿经历的煤老板的消息称,“一般的要先请吃饭、再送礼物,然后是真金白银;而有的甚至接触一次便直接可以判断,给50万能收,直接拿钱砸,根本不必做其他试探性的举动。”

  文章称,随着行贿的价码越来越高,山西查处的贿赂案件曾出现两个特点,一外币量大;二银行卡多。“地市级别的案子,查处出的外币量惊人。”上述知情人士称,用外币行贿,主要是因为拿起来方便。10万元人民币,用欧元一个信封就办妥。送100万元人民币可能需要行李箱,改成送欧元仅需一个手提袋。

  而在吕梁地区的老板们则认为,银行卡来得更为简便,因此这种行贿方式也更为普遍。“大老板们随身带的卡包当中,每一个卡包都装有二三十个卡,其中有银行卡,也有购物卡。”上述知情人士介绍,购物卡一般额度都在10万元之内。银行卡则分20万元、30万元、50万元乃至100万元不等,每一张卡的背面都贴有小标签,注明金额和密码,以备老板随时酌情送出。

  文章还透露,山西老板在“围猎官员”的过程中,秘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很多时候,秘书是行贿人和官员之间的总联络人。“山西一市委书记落马之后,其秘书也随之被抓。经调查,很多书记没有收受过的贿款,均被秘书中间窝藏了。而且经查,此秘书收的钱竟比书记还多。”文章援引当地纪委工作人员的消息称。

  对于山西老板“围猎”的目标,观察人士认为,县处级干部或许是中国行贿人的最大“目标群体”,这与这一层级官员权力行使及被监督状态有关。文章援引一位反贪局局长的消息称,当局查处一个官员,可能牵出数十人乃至上百的行贿人。“查处了一个县委书记,该县80%的科级干部可能都会牵扯进来,这也给办案带来很大挑战。”区县级官员往往被认为是“贿赂主要目标”,这一现象与该层级官员权力运行状态有关,更与其面对的下属、商企业数量有关。

  但与受贿人被判刑入狱相比,行贿人多数能够全身而退。如2014年审结的刘铁男一案中,人们至今无法从公开渠道,获得涉案行贿人被追究刑责的信息。同样,在薄熙来案中以证人出现的行贿人徐明,人们无法获知其行贿行为是否被追责。文章认为,大量行贿人并未被严厉追责,这与查办案操作难度有关,与不得不进行的“截断”有关,也与过往“重受贿轻行贿”的观念有关,更深层则指向文化和权利氛围。

  文章称,近年来,行贿人“围猎官员”的手段却愈加多样化,而这些创新着行贿手段的行贿人,往往又是侦办中需要依靠的证人。“许多案件中,办案机关期待行贿人成为证人,这就导致对其行贿行为的追究,可能会被减轻。”文章援引办案机关人员的介绍称。

  “实际上受贿案件查处成功,是行贿人配合的结果。行受贿双方往往一对一进行,检方很难拿到证据。如果行贿人不配合,对受贿罪的指控就很难落实。”文章援引相关律师的分析称,配合的同时相对应的则是有可能从轻处理。“一个官员被提起公诉后,其身后总有几个甚至几十个买官的官员和逐利的商人协助指控,正是在这个程序中,这些行贿的官员、商人,完成了从一个行贿人到污点证人的华丽转身。”上述律师表示。

  对此,观察人士指出,“官商”间的“贿赂信任”度,似乎要比“官官”之间更差一些,并指出这一现象源于官场的更为封闭、保守。而据了解,目前大陆当局已经建立行贿人档案制度,即由各级检察机关将行贿人情况收集归档,以供查询。但这一档案建立以来,已经收集的人数并未被公布,而根据相关查询办法,这种查询主要针对单位进行,个人想要查询则较为困难。此外,对于 “收集标准”业界有所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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