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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深知文革是毛泽东的命根子，任何企图正本清源的作法都是不智之举。在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绝不从正面去触动、清理文革的错误，而把它完全归咎于林彪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然后在具体工作中补偏救弊，进行有限度的“拨乱反正”。本文摘自高文谦所著《晚年周恩来》一书。
文革期间周恩来、毛泽东与林彪在天安门城楼
周恩来深知文革是毛泽东的命根子，任何企图正本清源的作法都是不智之举。在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绝不从正面去触动、清理文革的错误，而把它完全归咎于林彪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然后在具体工作中补偏救弊，进行有限度的“拨乱反正”。
在罹患癌症以后，周恩来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因而有了一种紧迫感，想在有生之年多做一点事情，为自己补过还账。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后，他暗中加紧了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周心里很清楚文革搞到这种地步，毛泽东固然是始作俑者，他本人也难辞其咎，在不少问题上是欠了账的，如果不趁他有生之年加以补救，将无法向历史交代。
实际上，周恩来在林彪事件过后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比如，他对自己当年屈服于林彪的压力而没有对贺龙尽到保护的责任，致使他冤死一事一直心里有愧，林彪出事后，他随即派专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的荒僻山沟中接回北京治病。又如“杨、余、傅事件”，周恩来非常清楚这是林彪一手搞出来的冤案，但当年并没有出来替杨成武讲什么话，反而参与其中，扮演了执行者的角色，讲了不少“违心”的话。更让周感到不好交待的是，当年被株连关押起来的杨成武的大女儿在林彪事件之后，因向中央写揭发林彪、吴法宪的材料，竟然在他眼皮底下被林彪的余党整死。周得知这件事后，为时已晚，只好采取补救措施，对杨成武全家实行了保护性转移。
在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中，深为势单力薄所苦的周恩来把解放干部当作首要的事情来抓，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有考虑的。周知道文革运动伤害大量无辜，而党内各级干部首当其冲，被拆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不仅有利于缓解党内的矛盾，而且还能以此为突破口，带动其他各项政策的落实，疗治文革给整个社会造成的创伤。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重新整合干部队伍的机会，从中央到地方为数众多的老干部一旦重返工作岗位，就会在政治上成为一股与文革派相抗衡的力量，这样就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在扭转文革困局中发挥作用。
当然，周恩来在做这件事时并没有贸然造次，而是处处注意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行事。他尽量扩大毛参加陈毅追悼会这件事的影响，为解放干部营造政治气氛。这年四月间，陈正人、曾山这两位靠边站的国务院老部长因无处投医，救治不力而在不到半个月内相继死去，其中曾山是因为文革中受迫害多年，在与老战友重聚时，因一吐心中郁积的愤懑，过于激动导致心脏病发作而死。
由于陈、曾二人当年曾参加过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而为毛所熟识，这就使得周恩来抓这件事情更加师出有名。他指示卫生部一定要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并提出要对疏散到各地的中央党、政机关副部长（含副军级）以上领导干部普遍进行身体检查，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
根据周恩来的布置，卫生部组织北京十大医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对近五百名副部长以上的老干部作了体检，军队系统对军以上干部也照此办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牛棚”或外地的“五七干校”赶回来参加体检的，并且在这个名义下获得了“解放”，重新安排了工作。这件事在饱受文革之苦的老干部中间大得人心。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多年不见的老战友又重逢在一起，畅叙衷肠，庆幸总算熬到了出头之日。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利用林彪事件后一度分管的新闻宣传工作，为解放干部造舆论。四月中旬，他布置人民日报社起草一篇重申党的干部政策的社论，以便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不过，周在做这件事时十分注意分寸，兼顾政治上的平衡，以免被党内文革派抓住把柄。
比如，在这篇社论中，被大陆官方和学术界广为引用的强调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这段话，其实原文并非完全如此，而是经过删节的。这段经过周恩来本人把关审定的整句话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本章前面所论及的周恩来执两用中的为政之道，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在党内外形成解放干部的舆论和气候后，周恩来在这年晚些时候，又见机而作，借毛泽东关于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的批示，趁势责令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戌区彻底清查一下虐待在押政治犯的问题。随后，他写信给毛，建议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为了尽可能减少阻力，周让中组部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政治局讨论。中组部随后搞出了一个曾担任过党、政、军各级领导职务的三百多人的名单。
接着，周恩来抱病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对他们的审查结论和重新安排工作的问题。会上，江青一干人百般挑剔，从中作梗，每通过一个都很不容易。双方为此斗得很厉害，对此深有感触的叶剑英把这比做当年红军长征中牵骡子过河，还作了一首《过桥》的打油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
据一位当年曾多次列席过这类政治局会议的亲历者说，会议一般是在晚上七点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四个人的问题，往住到半夜十二点也结束不了，通常吃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三点才结束。会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后来与江青争辩得多了，也就习惯了，不那么怕了，无非是多几顶帽子就是了。他回忆道：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只在要害处说一两句。不过常常是他的一两句话一出口，江青一伙就争不起来了，事情也就定了。
周恩来虽然说话下多，但是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某个问题，他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便会及时点将：“剑英你说呢？”
周恩来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但是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来就会及时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经周恩来这么一反问，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了。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缺点失误，江青一伙就会趁机无限上纲。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上几句：“这不算个什么错误，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轻几句话，便将江青一伙扣的大帽子下动声色地顶了回去。
到大家的意见都说得差下多了的时候，周恩来还会问一句：“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人发言了，周恩来才宣布：“这事就这样了。”然后转入下一个将军“解放”问题的讨论。“
这以后，一大批在文革中被审查、靠边站的老干部获得了”解放“，从监狱、”牛棚“中出来，重返工作岗位，其中不少人在后来与党内文革派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成为后来邓小平推行”全面整顿“的中坚力量。
在如何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煞费苦心，竭力避免触动文革本身。周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林彪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然后从批判极左思潮人手，在具体工作中纠正文革中的种种错误倾向。实际上，他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做法，在林彪事件发生后就已经开始在做了。他在不同场合要求各地、各部门联系实际工作来批判肃清林彪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反对主头政治，放宽农村的经济政策，在工矿企业中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只不过当时更多的是就事论事而没有大事声张罢了。
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后，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的周恩来在各项工作中明显加大了批判极左思潮的力度，以期在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取得更大的进展。他先是有意识地捅了教育领域这个文革重灾区的“马蜂窝”。这年七月间，周根据美籍华裔学者杨振宁的建议，当面交代陪同会见的北京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要排除教育、科研领域中“左”的干扰，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把北大的理科办好，并用少有的语气表示：“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接着，周恩来又在八月初利用接见回国述职大使的机会，在纵论国际国内形势的同时，有意识地把“要批透极左思潮”作为整个报号的主题，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强调指出：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火的，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如果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要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当然，周恩来深知批左是一个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问题，很容易犯忌，触到毛泽东的痛处。为此，他在报告中十分注意设法保护自己，在政治上站稳脚跟，把诸如“极左思潮，就是形‘左’实右”，“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一类话装点其中，尽量让人抓不住把柄。而且尽量打着毛的旗号行事，像调回驻外使领馆中搞极左的人，就是毛本人的意思。
周恩来这篇批左的讲话尽管只是在外事系统内部作了传达，但因为在当时说出了人们的一些心里话，在社会上很快不胫而走，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让饱受文革极左狂潮之苦的人们感到了某种快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