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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6月下旬，毛泽东与贺子珍在江西永新结为伴侣。当时，毛泽东的结发妻子杨开慧仍在长沙县板仓地区坚持地下斗争。近年来，学界对相关史实较为关注，研究也有很大进展。但由于史料与观点的原因，在一些书刊、网络中，也存在不恰当的揣测甚至恶意歪曲。概括起来说，这些揣测、歪曲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源于情感上的喜新厌旧、见异思迁；二是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到湘赣边界之后，因此与毛泽东交恶，受到他的排挤；三是1930年红军两次攻打长沙，毛泽东本有机会将杨开慧母子接出来，但他有意没有这样做，导致杨开慧被捕牺牲。后面两点都由第一点衍申而来，即通过对史实的剪裁、演绎，说明第一点的结论。本文摘自《毛泽东研究》2015.4，作者李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副研究员，原题《有关毛泽东与贺子珍婚姻的几点史实考订》。
杨开慧与儿子岸英、岸青于1924年在长沙的合影
一、信息不通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的重要背景
关于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结合，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记载，1928年，在三次到永新县西乡的塘边村搞调查研究，领导分田过程中，贺子珍对毛泽东由敬佩而逐渐产生爱慕。毛泽东主动告诉贺子珍，“自己结过婚，有三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现在杳无音讯”。从现有史料来看，“杳无音讯”的说法是实事求是的。
在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之初，毛泽东与杨开慧还有书信来往，这应当没有疑问。但是，由于井冈山斗争的严酷性，以及大革命失败后湖南斗争形势艰难，他们之间的联系很快就被迫中断了。
在杨开慧当时写下的手稿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她在1928年10月写就的五言诗《偶感》中感叹：“天阴起溯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这里的“远行人”，无疑是指毛泽东。这里的“足疾”，当指他在领导秋收起义过程中脚部所受损伤。据《毛泽东年谱》记载，他在1927年12月下旬“脚背溃伤略有好转”，遂决定下山到茶陵，“同工农革命军主力一道发展革命形势”。其后出击遂川、新城的战斗，毛泽东都亲自指挥，率队出征。这说明，到1928年初，毛泽东的脚伤已经逐渐好转，不至影响他的行动了。而杨开慧对此不知情，证明他们大约从这时起，就已经难以互通消息了。这篇《偶感》无法寄出，也进一步说明了当时井冈山与长沙县之间的交通困难。1930年1月，杨开慧在手稿中这样写道：“又许久没有信了，不眠症依然来到。只有五十天，幸喜天保佑我接到了那贵重的信。伤心的日子依然来了，一月，两月，半年，一年，至于三年……”“一月，两月，半年，一年，至于三年”的描述，真切反映了他们已经久未联系的事实。
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后，由于中共中央采取退让方针，湖南省农民协会关于工农武装集中进攻长沙的计划被取消。随后，湖南大部分县市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绝大部分共产党组织、工农团体被摧毁，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至1927年8月时，全省的共产党员人数从2万余名骤减至5千名左右；12月，“灰日暴动”失败后，由于不断有同志被捕、牺牲，湖南省委和长沙市委遭到了更加严重的破坏，屡经改组，变动频繁。在白色恐怖中艰难发展的井冈山根据地，则始终要应对敌人的武装“会剿”威胁，再加上“左”倾盲动主义的干扰，根据地在军事上、组织上、经济上，都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井冈山与外界联系中断，就成为势之必然。
但是，即便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依然想办法打听杨开慧的情况。打听的结果，是她已经牺牲的消息。对此，有不少与当事人相关者的回忆可以引证。毛泽东当年居住的八角楼的房东叫谢池香，他的堂侄谢美华老人回忆说，毛泽东曾于1927年11月下旬，从宁冈龙市邮局致信杨开慧，但为了安全起见，没有留下复信地址。1928年1月下旬，他又委托当地的一位银匠、谢美华的姑父吴福寿，到长沙去打听杨开慧的下落。吴福寿回来之后向毛泽东的答复是：“看来你们很难相见了。”这段史实，谢美华曾多次从姑父处听到过。毛泽民的夫人朱旦华也曾在2002年、2006年回忆说：“我听毛泽民说过，1927年9月至1928年长沙到井冈山的秘密交通被敌人切断，井冈山得到消息说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袁文才这才安排贺子珍照顾主席的起居，后来在一座庙里为他们办了简单的结婚酒水”，“贺子珍和主席1928年初夏结婚，当时井冈山上风传杨开慧已牺牲，长沙报纸也有登载。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相继叛变革命后，宁可错杀一万，不能放掉一个。井冈山上几次派人下山联系杨开慧都找不到，杨开慧已死，当时在井冈山已成定论”。
正是这样的“定论”，使毛泽东接受了贺子珍的感情，也接受了袁文才、王佐的好意，最终与贺子珍结为伴侣。
井冈山地区与外界的通信困难始终没有得到根本缓解。 1928年7月起，在边界工作的杨开明说：“我们要算在敌人四方包围的形势之下。敌人不但有正式军队，还有保安队，还有反动农民，还有反动农民与被压迫农民所组织的民兵团，挨户团等，层层步哨，密密网罗，要单身通过或少数武装通过这个包围是极困难的事(然而并不是完全无办法通过)。越境侦渡，发觉了，必无幸免，农民罹此难者不计其数。这样的封锁政策，使你如在柳［桃］源洞中，不知人世变化到什么程度，有无论秦汉魏晋之苦。对外面的政治情形既不了解，又得不到上级的指示，连报纸都难得到，实在有些摸壁撞钟，盲目瞎干的神气和危险。”这是1929年初之前的情形。彭德怀则对这之后的情形作了回忆。他说，在敌人发动第三次“会剿”，井冈山失守之后，“井冈山区群众被敌摧残得很厉害，湘赣两省白军在占领时，特别撤退时，进行了彻底破坏，烧光、抢光，屠杀也很惨；疟疾普遍流行，无药医治；无盐、无布等生活必需品。那时的井冈山，人口还不到两千”。在这样的情况下，秘密交通的状况是不难想见的。自秋收起义以来，红军与中央的联系，直至1928年11月初才得到恢复；与江西省委的联系，在1929年3月17日之前则“从来没有”；与湖南省委的联系，也从8月失败之后全部中断。
毛泽东1929年11月28日写给李立三的信，是迄今为止证明他知道杨开慧仍在世的信息的最早文献。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再次表达了对与外界互通信息的渴盼，同时提到了杨开慧和孩子们，他说：“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这里所说杨开慧和毛泽民的情况，全都是听说而来。“听说”的来源，很可能就是11月26日与毛泽东刚刚会面的陈毅。在听了陈毅对中央和亲人情况的介绍后，他才迫不及待地写了这封信。而事实上，这些“听说”来的消息并不准确。当时，由于在上海公开经营的印刷所暴露，毛泽民已于1929年初(一说为1929年夏)离开上海，转赴天津工作了。李立三是否能够将毛泽东的要求转达给毛泽民，毛泽民是否与杨开慧还有联系，我们都无从得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既无法与杨开慧、也无法与毛泽民直接联系。从杨开慧的手稿中可以看出，自1929年5月从杨开明的信中得知毛泽东有可能去中央工作之后，她再也没有收到其他有关消息。这说明，即使在情况有所好转的1929年，毛泽东与杨开慧之间仍是信息不通的。
二、杨开明到湘赣边界时，并没有带来杨开慧的确切消息
杨开明是杨开慧的堂弟，在她和毛泽东的影响带动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杨开慧对这个志同道合的“一弟”，非常关注。大革命失败后，杨开明在安源一带坚持地下斗争。1928年6月起，他担任湖南省委常委，并接受组织指派，到湘赣边界担任特委书记。1929年1月，他受边界前委委托，前去上海向中央汇报情况。任特委书记期间，他和杜修经一起坚持执行湖南省委的“左” 倾命令，对红四军遭受重创的八月失败负有责任，曾受到毛泽东点名批评。由于与毛泽东、杨开慧的特殊关系，在关于毛、贺联姻的不实传闻中，他占有重要地位。
传闻之一是，杨开明在1928年初即任湖南省委常委，经常往返于湖南省委和湘赣边界了解情况、指导工作。1928年6月动身到湘赣边界之前，他曾回板仓见过杨开慧，还给毛泽东带去了她亲手做的两双鞋。
事实是，杨开明1928年5月中下旬，才在湘潭参加湖南省委改组；6月5日，包括杨开明在内的湖南省委常委名单得到中央常委会批准。从这时起，他才开始担任湖南省委常委一职。在这之前，说他以这一身份到湘赣边界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没有史实依据。
1928年6月上旬，湖南省委机关由湘潭被迫迁往安源。在这里，中共湖南省委于6月26日向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发出指示信，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毛泽东任新成立的前敌委员会书记，“随军出发”，同时派杨开明任湘赣边特委书记。但是，在当时的严酷形势下，杨开明临行前“没有也不可能回过板仓”，自然也就无法得知杨开慧的确切消息。1928 年，杨开慧一直在寻找湖南省委，但直到秋天，才与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滕代远取得联系。这一史实可以证明，杨开明并未在1928年6月回板仓见过她。我们可以推断，如果他回去过的话，杨开慧就应当从他那里了解到毛泽东的近况，从而不会在10月份还有“足疾已否痊”的担忧了。
杨开明到达湘赣边界的时间，有6月30日和7月份两种说法。前一种说法，主要依据是杜修经的回忆。6月26日湖南省委指示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并由省委巡视员杜同志和杨开明同志面述一切”，但并未明言杜、杨是否同行。杜修经后来回忆说，自己是与杨开明一同上山的。6月30日下午，他俩在永新城见到毛泽东。当天晚上，红四军各团的主要军政干部、特委部分委员与永新县委的常委们，就在县城的永新县商会召开联系席会议，传达、讨论省委指示信。后一种说法，则以当时的文献资料为据。依据之一，是6月30日联席会议之后，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于7月4日给湖南省委写的申述报告，其中写到：“袁、杜二同志于6月30日同时抵永新，所携省委通告及中央对湖南工作决议案均悉”，“6月30日夜上由特委、军委、永新县委开联席会议讨论省委来信，袁、杜二同志皆参加”。
此处袁、杜，当指此前省委派来联络工作的巡视员袁德生，和此次新任命的巡视员杜修经。文中两次出现“袁、杜”，而没有提到杨开明，显然不是笔误所致。如果杨开明与袁、杜二人同时到达边界，报告中不可能不提到这位新委派的特委书记。依据之二，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的记载：“七月湖南省委派杨开明来，杨代理书记”。两相对照，说明杨开明并没有与杜修经同行来到边界。笔者认为，写于1928年当年的历史文献可信度更高，第二种说法似更准确。也就是说，杨开明到湘赣边界的时间，应当是1928年7月份。
说杨开明多次往返于湖南省委和湘赣边界之间指导工作，也无史实可据。对此，杨开明自己有明确表述：“我是去年6月由湖南省委派去边特工作的。10月湖南省委又调我回湖工作，因当时患大病不能成行，及今年1月病才略好所以脱离边界。”由此可见，他在1928年7月到达湘赣边界之后，因病而一直没有能及时离开。正因为这样，在这段时间里，他与杨开慧之间同样是不通信息的。直到1929年初离开边界，并于2月到达中央后，他才有可能试着发出那封使杨开慧“万分喜慰”的信。但是，杨开慧的回信没有能够寄出，杨开明自然也无法看到。后来，杨开明先后被委任湘鄂赣特派员、湖北省委鄂西特派员，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们之间的联系也随之中断了。
传闻之二是，由于带去了杨开慧仍活着的消息，杨开明受到毛泽东多方排挤、打击。
前文已述，在到湘赣边界之前，杨开明不可能知道杨开慧的确切消息。因而，说毛泽东因此对他进行排挤、打击，没有史实依据。
由于八月失败，毛泽东的确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点名批评过杨开明，但这种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杨开明和杜修经也都诚恳地接受了批评，承担了自己的责任。1928年9月，由于病重，杨开明的特委书记一职由谭震林代理；在当年10月召开的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依然当选特委书记；11月，他仍未好转，“几濒于死，不能工作”，谭震林方正式接任书记。由此可见，所谓的排挤、打击，无从谈起。
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杨开明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即“毛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里”，多次被引用和引申，作为他对毛泽东“独裁”不满之证。事实上，将这句话的上下文联系起来看，其本意是十分清楚的：“特委的本身常常不健全，常委会许多不能开，宣传科、组织科、秘书处等都是破碎不全的，有五日京兆之概。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首先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里，后来开明代理书记，特委又是开明一个人的独脚戏。及至8月紧急会议改组常委，特委才比较健全些……后来一改组再改组，人员时常调动，弄得特委又是常常只有一二人做事”。将对边界党组织不健全情况的描述，曲解为对毛泽东“独裁”的指责，实为断章取义之举。
杨开明不仅没有因毛泽东对他的批评而心生怨言，而且，他对湘赣边界的政治、经济形势，武装割据和红军斗争经验等，都作了客观、详尽的汇报和分析。在这个基础上，他对朱、毛的历史功绩是充分肯定的：“边界自毛部去春(1928)自湖南与朱部会合重来后，确定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割据政权的决心。……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于是创造罗霄山脉中段的割据，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为朱毛部当时唯一的工作和企图，于是伟大的奋斗和激烈的斗争，一幕一幕的开展起来。”“边界经过年余的奋斗，血与头颅的代价，发动了广大的群众，搅乱了统治阶级的基础，在一般而论，是有相当的成绩的”，“即此一个小小割据，已弄得统治阶级手忙脚乱，穷于应付。莫说这一割据———奇锋突出的嫩芽，客观上还有许多缺点困难，主观上还有许多错误和弱点，全国以及全世界的革命人们，都在眼睁睁地关切这一〈微〉弱的曙光”。
三、1930年两次攻打长沙，毛泽东均无法与杨开慧取得联系
1930年，红军曾两次攻打长沙。第一次是7月27 日，彭德怀等人率领红三军团攻进城内。由于敌人很快组织反攻，红军主动撤出长沙。第二次是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会合后，于8月24日起分三路攻打长沙。但这次强攻失利，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于9月12日正式撤围。当时，杨开慧就带着孩子住在板仓，与攻城的红军相距百余华里。毛泽东为什么不安排人接他们出来？关于这个问题，美国传记作家罗斯·特里尔的揣测是，毛泽东主观上不愿搭救杨开慧，“他要避免原有的妻子与新娶的妻子彼此相遇”。基于这一揣测，对毛泽东的道德指责就顺理成章，“假如是这样，足以哀伤的是，这种动机同毛泽东在那时和日后所持的以‘政治路线’为指南的道德行为形成鲜明对照”。作为一部在国内有着过百万发行量的《毛泽东传》的作者，罗斯·特里尔的描述与推测被大量引用与发挥，产生了很大影响。
正确分析这个问题，需把握三个方面的基本情况：
一是从现有史料来看，1930年，由于湖南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井冈山失守，毛泽东与杨开慧之间仍是信息不通的。
彭德怀在1930年9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军1930年7月攻入长沙城后，发现长沙“过去缺乏党的领导”，“全长沙仅八个失败情绪很深的党员”。这个数字统计可能不准确，但长沙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1929年底，杨开慧在手稿中抒发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时写道：“我写一个信给一弟，有那么一句话：‘谁替我把信寄到他，因此得到他的回信，谁就是我的恩人’。”杨开慧不知道的是，这时“一弟”已经被捕入狱，她写给他的信，也只能是无果而终。
二是从两次攻打长沙的实际情况看，毛泽东均没有机会寻找杨开慧。
第一次攻打长沙，毛泽东正与朱德率红一军团在南昌附近作战，对此并不知情。彭德怀率红三军团第一次攻打长沙，是趁何键忙于追击张发奎、李宗仁部，长沙防备空虚，抓住战机，相机行事的结果。1930年6月，红五军军委在湖北刘仁八、红四军前委在福建长汀，分别听取了全国苏区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的传达。中央决定，将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进攻武昌，配合二军团和红一军夺取汉阳、汉口；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一路军(不久改称红一军团)，夺取南昌、九江。这说明，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的作战方向、作战区域，都是不同的。彭德怀认为，打武昌是军事冒险主义，“比一九二九年一月井冈山突围和六月进攻安福还要危险多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为执行中央指示，同时尽量保存、发展红军，他采取了折衷的方案，即一方面进攻保安、金牛、鄂城等地，作出要打武昌的姿态，一方面又趁蒋介石将岳州兵力大部调往武昌之机，攻下了岳州。同样，打长沙的战机，也是这样出现的，“时知张桂均已退衡宝，何键大部已跟踪进击去了，长沙空虚，可以夺取”。战机难得，且红一军团、三军团互不相属，所以彭德怀不可能与当时正在江西樟树的毛泽东提前作沟通。直到8月3日，毛泽东才在奉新获悉何键部在湖南追击红三军团，遂和朱德发布命令，令红一军团先取浏阳，进攻长沙。8月7日，彭德怀已带部队撤出长沙城，毛泽东才得到7月30日和8月1日的上海报纸，得知红三军团已乘虚攻克长沙。
第二次攻打长沙，由于强攻不下，加上互无讯息，毛泽东没有机会去寻找杨开慧。8月23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军事指挥的指示，红一、红三两个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兼总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这次攻城，毛泽东是直接领导人；但是，从敌我力量对比情况出发，他并不赞成中央强攻长沙的指示。由于总前委多数人主张立即再打长沙，所以，毛泽东和朱德同意先试一试。事实果然未出他们所料，在诱歼敌军七八百人、俘虏千余人之后，何键坚守不出，红一方面军强攻失利，遭受了较大损失。 9月12日，在驰援长沙的李宗仁、张发奎部已进至湘潭的情况下，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围。第二次攻打长沙遂告结束。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主张二打长沙，是基于对客观情况的慎重考虑，而绝非出于个人私心。在对杨开慧的近况并不知晓，长沙城又难以攻下的情况下，毛泽东既无法、也不能派人去找寻她的下落，亦是情理之中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