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坛八卦:点将李作成 习近平排除“大忌”(图)

政坛八卦:点将李作成 习近平排除“大忌”(图)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曾遭打压“卧薪尝胆”十年之久的“越战英雄”李作成,终于在62岁登上仕途的末班快车,一跃而成为陆军总司令员,进而入主中央军委似乎已顺理成章。目前解放军现役38名上将中,湖南籍唯有李作成与前中共领导人刘少奇之子、总后勤部政委刘源。而在此轮军改中,刘源已确定无缘,李作成成为硕果仅存的一人,昔日“无湘不成军”的童谣已再无踪影。

  事实上,在特别讲究“出身”的军队体系中,近年曾一度热炒的“东北军”“西北军”乃至所谓崛起的“东南军”的称谓都被刻意地打上了门户、派系色彩,成为高层大忌,是故无论从2015年12月31日三支劲旅的亮相到陆军总部领导层内部,都刻意洗涤这一痼疾。

  “无湘不成军”

  近期,随着李作成履新首任陆军司令员,有关其早年在对越战争中指挥血战敌方“公安军”,徒手握持敌军滚烫枪管被烫出血泡,在升任集团军军长后因“一身正气,不搞歪门邪道”被“坐冷板凳”十年难以翻身等“传奇”经历,一时间也被聚焦。

政坛八卦:点将李作成 习近平排除“大忌”(图)

  2015年新晋上将后,现役上将38人,其中仅两人为湖南籍

  去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习近平一次为10人晋升上将军衔,多人为打破惯例破格提拔,其中便包括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作成。由此38名现役上将中,湖南籍者达到两名。除生于湖南安化县的李作成,另外一人便是已故中共领导人刘少奇之子、总后政委刘源。而随着刘源无缘新组建的军纪委书记要职,同时也结束了10年总后政委任期后,湖南籍上将仅李作成一人而已。晚清以来“无湘不成军”的局面似乎早已成为历史。

  “无湘不成军”可以追溯到晚清中兴重臣曾国藩的团练“湘勇”。当年,曾国藩以一介儒生募集乡勇,凭借这只劲旅东征太平天国,北上征讨捻军,湖南人吃苦耐劳、骁勇善战的个性,成为接替八旗绿营撑起大清江山的帝国柱石。湘军盛时50多万人,战将如云。据称“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整个湘军系统中官至总督者15人,官至巡抚者14人。“无湘不成军”正是彼时传播开来的。

  湘籍将领的这一优势延续中国整个近现代史。《北京日报》曾发表一篇文章梳理湘籍将领之历史地位。据统计,革命摇篮黄埔军校1至5期共有学员7,399人,其中湖南青年2,189人,占1/4强,居全国之冠,国共双方近200将领皆为湘籍,尤其中共更甚。

  早年中共在湘赣等长江以南地区经营多年,包括军队将领在内,中共高级领导人多人便是湖南籍。至1955年中共开国后的第一次授衔时,十大元帅有彭德怀、贺龙、罗荣桓3人;十名大将有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6人;57位上将有王平、王震、邓华、甘泗淇、朱良才、苏振华、李涛、李志民、李聚奎、杨勇、杨得志、肖克、宋任穷、宋时轮、陈明仁、钟期光、唐亮、陶峙岳、傅秋涛、彭绍辉等20人,占三分之一;177位中将,有张震、廖汉生等45人,占四分之一强;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共254人,湖南有73人,近三成,居各省之首。

  然而,中共建政至今已有67年,湖南在高级将领中的这一优势基本荡然无存,不仅传统北方省份超越南方省份,即便北方各个省份之间的差别也是相当悬殊。统计显示,38名现役上将除李作成、刘源外,山东籍上将最多,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火箭军司令员魏凤等9人,江苏、河北均有6位上将,安徽和河南分别有3位,黑龙江、湖南、陕西各有两位上将,辽宁仅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一人。

  派系林立 当下大忌讳

  袍泽之谊、桑梓之情,在军队系统中的人际关系中拥有相当的分量,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尤其是在战争年代。它既可以像在湘军那样成为同仇敌忾的正面力量,也可能成为山头主义者抱团取暖排斥异己的破坏力量。

  中共建政之时的军衔晋升考虑了各个将领“出身”的平衡问题。十大元帅中朱德的地位毋庸置疑,彭德怀出身于一野,林彪为四野代表,刘伯承为二野代表,贺龙曾领导南昌起义并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陈毅则兼有南方三年游击战、新四军、第三野战军的背景,罗荣桓代表军队政工系统的力量,徐向前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聂荣臻则为华野的代表,叶剑英则是地位特殊的“老资格”。此后,出身不同历史的不同武装力量成为辨识各将领“派系”的重要标志,在林彪事件中,多名被称为其追随者的高级将领便来自于四野。

  而近年,解放军被“搞得乌烟瘴气”,出现所谓“东北军”和“西北军”之称,前者以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形成军中山头,而后者则同样以另一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为首。早前的报道称,二人不仅卖官鬻爵,而且搞门荫,党同伐异,其污浊的“派系文化”祸乱军队十余年。自2015年年初军方先后公布十余批数十名落马军级以上将领,相当数量均有“东北军”或者“西北军”色彩,比如原兰州军区副政委范长秘便有浓厚的派系色彩。

  其实,不仅“军队出身”有可能成为结党营私的纽带,籍贯出身也可能成为扮演同样的角色。徐才厚背后隐现着所谓的瓦房店系色彩,有猜测称同样出生于瓦房店的原总政政治部主任于永波在徐才厚的仕途中扮演角色。而实际上,更明显的案例在于所谓的“河南帮”。有举报称,原总政治部副主任张树田任内大批非常规起用河南籍将领,已经落马的总后副部长谷俊山、更早前的巨贪王守业都与之有所关联。而现任总政副主任贾廷安早年为江泽民秘书,同样为河南人,近来的各种传言大有坐实其落马的节奏。

  2016年元旦,中共《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披露习近平内部讲话,严厉斥责“有些干部聚在一起,搞个同乡会、同学会,一段时间聚一下,黄埔一期二期三期的这么论,看着好像漫无目的,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结交情谊,将来好相互提携、互通款曲,这就不符合规矩了。这种聚会最好不要搞,这种饭最好不要吃。”“党内绝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了就是违反政治纪律。”

  正由于如此,所谓“东南军”并未出现在这场争议极多的人事“纷争”中。无论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三大力量军政主官,还是陆军11名将领,都延续了“五湖四海”的用人思路。甚至,正是李作成本人正是作为“党附”文化牺牲品,得以被重新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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