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针对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失踪事件的最新进展，中共机关报主办的某知名媒体刊发文章认为，李波给妻子的亲笔信传真所言“因急需处理有关问题，不能让外界知道”、“采取自己的方式返回内地”，确定了两个关键事实“李波目前的确在内地，‘情况良好’”、“李波不是被内地强力部门通过‘越境执法’从香港‘抓’到内地的”，让香港失踪书商被绑架的谣言不攻自破。
基于此，这篇文章指责有关李波是在强大压力胁迫下写信的质疑“带有严重的意识形态惯性”，李波之所以去内地是因为他为了配合内地的调查，“铜锣湾书店长期出版、销售针对内地的政治书籍，大量编造虚假内容，恶毒攻击国家政治制度，造成了恶劣影响”，“铜锣湾书店虽开在香港，但它对国家造成的损害却早已‘越境’进入内地”，“李波对此心知肚明”，他“原本大概很愿意这次配合调查”。
然而，仔细推敲便会产生很多疑问：既然李波出版大量在内地不被允许的政治书籍，且“造成了恶劣影响”，他又有何必要冒着风险进入内地呢？如果说他“大概很愿意配合调查”，为何他要把回乡证落在家里？为何香港方面找不到他的出入境记录呢？为什么他的妻子此前不知晓？究竟是谁想调查他，以至于有这么大的能力让一个长期“销售针对内地的政治书籍”的人，背着妻子和朋友，甘愿在对“国家造成的损害”“心知肚明”背景下冒着风险秘密进入内地呢？
李波的传真信
根据这样的常规逻辑，在事件真相没有水落石出之前，媒体的言论直接迈过调查报道阶段，就来断定某些所谓的事实，斥责其他正常的怀疑为造谣，不免让外界认为该官媒过于“心急”了些。其结果只能是激起更多质疑和不满，让书商失踪事件越抹越黑。
事实上，李波失踪事件已经因为各种缺乏理性的猜测陷入传言的漩涡之中。1月5日，前段时间刚被内地商人马云收购的《南华早报》报道称，香港立法会建制派议员吴亮星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发言时暗示“李波是在内地嫖娼被抓”。这个报道虽然尚未被证实，但已经说明围绕李波等书商失踪的传言愈来愈多，让整个事件变得更加复杂。越是这样的时候，越是需要冷静、理性分析和期待相关方面尽快给出合理解释，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令人遗憾的是，这家中共机关报主办的媒体文章在草率得出漏洞百出的结论之后，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继续上纲上线。在批评香港社会的质疑“带有严重的意识形态惯性”之后，进一步分析“一件港人前往内地配合调查的事情被渲染成这个样子”的原因，认为“香港极端反对派极力将‘两制’说成是无条件的，反对‘一国’在香港形成任何现实影响，认为”激进反对势力是‘一国两制’处心积虑的破坏者。
当然，香港确实存在极少数激进反对力量，他们确实应该被批评，但他们只是香港民意的最末流，不可能对香港民意构成实质影响。正如当年邓小平提出用“一国两制”背后是对港人爱国爱港的自信一样，绝大多数港人都是“一国两制”的支持者，对激进反对力量存在警惕，已经结束有一段时间的香港区议会选举已经在某种程度印证了这个事实。可是，从这家媒体的这篇文章来看，他们不仅根本不懂得尊重港人对书商失踪的正常怀疑，而是将这个事件引向所谓“激进反对势力”，制造混乱。如此推卸责任和罔顾事实，只会助长激进反对力量的气焰，坑害中共正在积极树立的公信力与改革的大势。
必须要认识到，基于一百多年的历史原因，香港不同于内地，两地有着不同的社会基础。邓小平当年正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且相信经历过殖民统治的港人依然能够爱国爱港，所以才提出用“一国两制”来解决香港回归问题，旨在希望两地能尊重各自不同的社会环境。1989年7月11日，江泽民在北京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人士时就提出，在处理港澳和台湾问题上，中央政府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内地搞内地的社会主义，香港搞香港的资本主义，“井水不犯河水”，中央不会在港澳和台湾搞社会主义，港人也不要把资本主义的一套搬到内地来，体现了泾渭分明。
就在不久前，香港特首梁振英赴京述职的时候，习近平专门强调“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显然，内地媒体更需要“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的精髓，了解邓小平当年对待港人的自信，而不是出于意识形态思维惯性，匆忙做出缺乏说服力的结论，甚至进一步伤害内地与香港本就脆弱的互相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