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编者按：2016台湾大选即将登场，民进党人选蔡英文早已秣马厉兵，中国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的选情一直拉不起来，日前更是陷入了告急的困局中。事实上，2016年的台湾大选的输赢结果几乎没有悬念。如果当选，蔡英文将面临的真正挑战是什么？吴介民在金融时报上撰文称民进党政府如何满足期望升高的公民社会，同时也处理好“美台关系”与“中台关系”，才是蔡英文的真正考验。
过去四年，两岸之间的政治拔河，最大变因是台湾年轻化的公民社会持续茁壮，已成为两岸关系中举足轻重的行动者。
2012年伊始，刚举办完的总统大选，马英九获选连任。选前北京大规模动员台商返台投票，数十个企业集团负责人公开挺“九二共识”；选后亲中媒体大亨赞扬“中国模式”，北京“以商业模式操作统战”日益得心应手。台湾作为自主政治体的前景，显得非常黯淡。然而，一年之内情势急转直下。公民团体迅速动员，借着“反媒体巨兽垄断”（旺中事件）、“营救钟鼎邦”等行动，连续出击逆转大局。反媒体垄断行动批判了财团资本掌控新闻通路与倾向中国政府的新闻操作；营救钟鼎邦则是捍卫台湾公民的信仰与人身自由不受中国政府侵犯。这两个事件凸显了中国因素侵蚀台湾民主与自由的危机，也唤起社会大众的关注。笼罩在北京巨大身影下的台湾政局，一边是跨海峡政商的集结，一边是新社会力的突起，两股力量的历史性对抗，拉扯着这个新兴民主岛屿的航向。
公民抵抗运动使原先国共合作棋局下被边缘化的民进党加速重回牌桌。民进党即将面对的又是什么样的两岸局面？
民进党重回两岸关系牌桌
两岸政治关系上，北京现阶段图谋的是对台“宗主权”，操作手法则是“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亦即，试图将台湾定位锁进中方设定的“一中框架”，只准前进不许倒退。假如按照本文开头描述的2012年初呈现的政治路线图，公民社会逆转戏码没有上演，北京一定会在“九二共识”战果上，迫使台湾接受“一个中国”。
事实上，2012年3月，马英九派遣特使吴伯雄赴北京传达“一国两区”，已贴近北京的“一中框架”。但2014年3月爆发反两岸服贸协议“太阳花运动”，揭开国共合作黑箱（意谓国共两党合作垄断了两岸交流进程，决策过程不透明，不具民主正当性），一时间打乱北京规划的布局。即便如此，当年9月，习近平接见台湾二十几个统派团体，仍强调“一国两制”而不提“九二共识”；直到2014年11月台湾九合一选举国民党惨败之后，习近平才亲自重弹“九二共识”。至于去年11月惊奇上演的“习马会”，一般认为北京意在框限台湾未来选择，但效果只是让两岸政治关系回到2012年水平，不致继续滑退。习马会更像是预防性的损害控管。
值得留意的是，2012年大选时，如文章开头描述，国共合作将两岸议题操作得淋漓尽致，确实说服了部分“经济选民”把票投给马英九，根据台湾最高学术机构中研院社会所2012年调查，支持“九二共识”的人投票给马英九的机率明显高于投给蔡英文。今年，这出戏会再重演吗？国民党当然想故计重施，但效果显然不佳。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在竞选过程一直疾呼“九二共识”对台湾重要性，并在竞选辩论会不断质疑蔡英文对“九二共识”的立场，但并没有增加他的支持度，情况完全不像2012年投票前数周国民党操演“九二共识”的戏剧性效果，让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无法走完“最后一哩路”。
多年来，国民党塑造的形象是擅长两岸议题，并宣传国共合作稳定两岸关系。而民进党因为采取国家主权独立立场，被国民党塑造为“锁国”、“逢中必反”。但此种论述与事实颇有差距，例如，陈水扁执政期间（2000-2008年）对两岸经贸采“积极开放”政策，使得台湾对中国经济依赖度从2000年的13.8%，增高到2008年的31.8%，已经很接近2009年以来的高峰值，2014年为32.9%。
这次大选，民进党从2012年得到教训，不再让国民党掌握“两岸议题所有权”。民进党主要策略是淡化、模糊两岸议题，并让北京介入大选的作用中立化，选择先从华府入手稳住侧翼。美国态度与上次相比大幅转变，固然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给予民进党机会之窗，借之调整马政府过度“倾中”，但民进党这几年努力改善与华府关系、增加互信也获得一定成果，蔡英文去年访问美国获得相当礼遇，并且在“九二共识”议题上不再被华府刁难。
国民党难在此次大选拿到多数票，更根本原因是，台湾民众对国民党主导的两岸政治路线已经失去信任。马政府执政期间民心尽失，让民进党成为再度政党轮替的唯一选项。马英九的民意支持度曾一度低荡至9%。根据台湾中研院社会所2015年年初民意调查，超过六成的民众认为“国民党太过于倾向中国大陆政府的立场”；而“如果台湾要和中国大陆进行政治谈判”，信任民进党政府进行谈判的人占45%，而信任国民党政府的只有38%。
因此，除非发生地动山摇的意外，北京将被迫面对由民进党组成的新政府。选前，压力全在国民党身上，台湾弥漫着“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的社会期待，国民党输掉政权已不可避免。
但选后，两岸关系的压力转到民进党，以下三组问题将会浮现。
民进党面对的三大难题
第一，美台关系。蔡英文想藉由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返国际、平衡两岸不对称的权力结构，并发动制度变革提升台湾产业竞争力。民进党早已积极部署加入TPP准备工作，党内设立专职部门负责幕僚作业。美国表明，台湾加入TPP起码入门票是开放美国猪肉进口。然而，美猪含有瘦肉精之争议是未爆弹。蔡英文在日前电视辩论上表示将参照日、韩标准，严格标示把关，对美猪立场已经呼之欲出。但台湾农民团体与社运组织这一关可不好过，何况美国届时要求开放的清单一箩筐，触及司法主权、经济主权、跨国企业利益等敏感事项，如果民进党做出太多让步，都可能引爆与公民社会的对立。
第二组问题涉及中台互动。尽管蔡英文明确发出台湾经济不应该过度依赖中国的讯号，但经贸关系调整并非朝夕之事，两岸既得利益集团亦虎视眈眈，更何况台湾的国际空间仍须与北京做出磨合。因此，民进党对北京维持战略模糊，甚至在“九二议题”上保留可协商空间，更对进行中的两岸货贸谈判不表态。
在选举期间“不表态”可以了解，但是民进党的真实态度是什么？如果民进党准备在执政后接受货贸谈判结果、重启服贸，恐怕面临公民社运团体质疑，以及愈来愈“天然独”的台湾青年世代的抗拒。反之，如果民进党打算与中国保持距离，北京在观望一段时间后必定做出反应。如果北京采取杯葛动作，例如关掉陆客团来台旅游的“水龙头”或“减量供给”，民进党的对策是什么，能否发挥领导力抵抗北京的进击？蔡英文执政后，将会考验她的竞选口号“团结”的真正意义，究竟是指偏向与资本利益建构新的统治集团（ruling bloc），或与公民社会合作抗拒北京的政治压力；或蔡英文能超越两难，促成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
第三组问题是两岸政商关系重组。 2005年以来国共合作格局下，许多依靠政治关系维生的特殊利益因应而生。北京深谙“收购台湾”之道，通过经营跨海峡政商关系，在台湾培育与之配合的“在地协力者”。这些媒体称为“买办”的“中国代理人”，被认为截取了“和平红利”。在刚结束的竞选辩论中，“买办”这个词不断被另一组参选人宋楚瑜拿来指涉国民党，而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竟然也跟着朗朗上口，仿佛两岸“买办”与国民党无关。
国民党垮台后，北京势必重组两岸代理团队，但它马上将遇到一个问题：要将“代理权”，集中转换到另一个国民党（前）主席身上，还是将“代理权”分散？代理权的集中或分散，涉及2016大选后两岸政商关系的战略布局。集中的话，政治风险高；之前由连战担任“总代理商”的模式，一旦其政治地位摔落，例如遭遇2014年九合一选举，连战儿子连胜文竞选台北市市长惨败，运转便失灵。但分散的话，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不低，北京必须处理多个系统同步运作的统战介面，必须摆平“租金”分配难题，亦即，多个政商集团为了争夺北京笼络台湾政商菁英而“让利”的经济特权，所产生的混乱局面。一旦北京要对众多“代理商们”下达政治作战指令，指挥系统可能也会出现紊乱状况。
两岸政商关系重组的过程，也会对民进党政府造成压力。北京一直想在所谓“民共交流”这条轴线上找到突破口。 2014年之前，少数泛绿政治人物已经出现松动迹象，但“太阳花运动”使这个窗口关闭。民进党执政后，与中国保持一定接触互动乃属必要，因此泛绿阵营内极可能出现争取与北京对口的人物或派系。这些潜在成为“在地协力候选人”的力量，蔡英文如何管住他们，不让他们暴冲（例如，未获授权下私自争相与北京接触），将是一大挑战。而个别民进党政治人物背后的政商利益，也会陆续对新政府施压。更不用说，挥舞着第三势力盟主旗号的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对两岸政策亦兴趣浓厚、跃跃欲试。
总之，蔡英文若想执行一条与中国保持适当距离的自主性经贸路线，必须在上述三组问题上，都有深思熟虑的解答与推演。这些问题脱离不了“中国因素”的考量，而任何新的政策提议，都将挑动公民社会的敏感神经，也牵涉到跨海峡资本的利害盘算。
民进党时刻，即将来临。但最后一哩路走完，挑战才刚开始。几年来，公民力量协助促成民进党重返执政之路，民进党政府如何满足期望升高的公民社会，同时也处理好“美台关系”与“中台关系”，才是蔡英文的真正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