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一个国家是否健康，除了日常秩序的维持，更重要的观测指标是社会危机发生之后，政界与民间是否能够达成一致，有效应对。号称“欧洲脊梁”的法德两国，面对危机时的表现有所不同。巴黎恐怖袭击事件让法国的政治神经恢复痛感，但德国的政治神经却处于严重紊乱状态，当政的政界精英对德国现状的认知采取了鸵鸟姿态，采取的姿态是继续对政治正确负责，而不是对民众安全负责。
“政治正确”切断了政界的社会痛感神经
德国科隆新年夜性侵事件远比最初曝光的严重。《南德意志报》1月9日消息，警局披露，科隆刑事报案379个，性侵犯占40%。据报案者举报，作案者绝大多数来自北非国家，且大部分涉及避难者和在德国非法居留者。调查科隆事件的“新年”专案组人员现在升至100人。报案者迟迟不敢报案，只因面临政治正确下政府部门不作为的压力。由于事件性质太过于恶劣，需要有人承担责任，这次事件的责任就由科隆警察局长来承担。科隆警察局局长阿尔博斯（Wolfgang Albers）被勒令“临时退休”。德国北威州内政部长野格尔1月8日对外宣布，此举是“为了挽回公众的信任以及重建科隆市警方的应对能力”。
将科隆警察局长免职，其实只是德国当局为了避免“政治正确”这面旗帜被撕碎采取的止损措施。科隆警察跨年夜出警记录显示，当晚性骚扰案件发生时，巡警曾盘查至少100人的证件，其中很多人是持有容忍居留证者（等待批准避难的临时居留证）。局长阿尔博斯应该是最直接掌握现场信息的官员，但他在事发数天后对外界坚持说，“这些男子从相貌上看大约来自阿拉伯国家或者北非地区”。他之所以刻意隐瞒肇事者难民身份，应该是维护默克尔政府政治正确的应然行为。因为默克尔政府的种种不当政策，早就将难民塑造成德国的法外宠儿。
难民在德国享有法外特权，谁之过？
在《默克尔：以法治国家手段作出强硬反应》（DW中文，2016年1月5日）这篇报道中，以下信息值得关注：德国政府发言人赛伯特（ Steffen Seibert ）介绍说，“默克尔要求，无论肇事者来自哪里，背景如何，都要尽全力快速对该案进行彻查，将罪犯绳之以法。”
美国读者对这句话也许不会有特别的感触，因为美国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中国人会觉得这句话似曾相识，因为中国遇到特权人物及其子弟违法犯罪时，官方总会说出类似的话。最近一例就是2015年8月天津大爆炸之后，国务院调查组表达查案决心：“爆炸事故不管涉及谁、什么背景都要查到底”。德国号称法治国家，但默克尔这句话说明，德国现在已经存在一批法外宠儿，犯法不需受到惩罚，这些法外宠儿不是别人，就是叙利亚难民。以下是我说明这一事实存在的论据：
难民在德国享有法外特权，强奸不受惩罚。德国法务部长海克·马斯（Heiko Maas）1月8日在推特上说：“不允许强奸继续不受惩罚”。曾被德国新闻界评为年度记者的迈斯奈（Matthias Meisner）故意追问：“海克马斯先生，从啥时起强奸不受惩罚的？”
德国人其实很清楚，难民进入德国之后，他们的强奸行为不受惩罚。难民营的女义工与护士是难民性骚扰的主要对象。仅2015年9月，德国西格马林根（Sigmaringen）医院里曾发生40次难民攻击并对护士进行性骚扰事例，为此医院决定雇佣保安人员保护护士。 （《安保人员保护护士》）
科隆性侵事件后，一位土耳其裔科隆男子向他的伊斯兰教兄弟发出明确信号，“这里是德国”，（Hier ist Deutschland）， 要求他们尊重妇女，其中提到：“老实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你们几乎每个周末都用你们的性欲对市中心实施恐怖的越轨行径，直到元旦才引人注目。”这位见证者的话证明，科隆市中心早已沦为女性遭受性骚扰之地，但科隆警方与市长均装聋作哑。
叙利亚难民们对自己这种特殊的法外宠儿地位很感满意。德国《明镜周刊》1月7日刊登了《科隆新年夜性侵事件的警察局内部报告》称，去现场执勤的警员被人圈紧紧地围住，不让其赶往呼救者所在地，一个男人对他说：“我是叙利亚人，你们必须要友好地对待我！默克尔女士邀请我的。”一些人当着警员的面撕毁了居留证件，咧嘴大笑着说：“你们拿我一点辙都没有，明儿我再弄张新的。”
深度感染“政治正确”疾病的媒体与社会
任何社会发生特大社会事故之后，政府当然是政治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但在德国，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为默克尔代表的是德国主流政治势力，这支政治势力可不那么容易就改变自认为正确的政治观念。目前默克尔在对待难民的态度上只稍微做了一些调整，比如在基民盟高层会议上呼吁对现行避难法规进行修订，更长远有效的政策还不在她的近期菜单上。
科隆事件之后，德媒失声长达三天整。有德国报章指出，部分被德国政府控制的媒体没能即时报道科隆集体性侵事件，没有真实揭示难民所带来的罪案，原因是政府为避免公众把罪案及难民联想到一起，不想为极端右翼分子提供口实，因此下令传媒不能报道相关事件。在社会压力之下，德国ZDF电视台的副总编辑特韦森（Elmar Thevessen），曾在其电视台的facebook专页上发布道歉声明，指晚上7点新闻节目“Heute”（今天）在性侵事件发生当日，完全没有报道事件，明显是一个错误。坚持政治正确不止ZDF一家公共媒体，Phoenix电视台也同样。德国犯罪学教授、前下萨克森州犯罪研究所所长、前下萨克森州法务部长克里斯蒂安·费菲尔（Christian Pfeiffer）接受电视台邀请谈犯罪问题。但费菲尔说，他作为周四“凤凰圆桌”节目的嘉宾，在节目前不久（离节目很短的时间），被电视台一位编辑告知，涉及科隆新年夜妇女遭性暴力不能提难民，否则就立即终止采访。（《科隆暴力事件中，谁是不能提及的人》，《法兰克福汇报》，2016年1月9日）
德国政客应知：国家安全与本国人民利益优先
德国的麻烦刚刚开始。科隆事件之后，欧盟一些国家迅速做出反应：斯洛伐克拒收穆斯林难民。捷克和波兰也做出类似表态。波兰副总理格林斯基（Piotr Glinski）在波兰的N24频道表示，将对申请避难者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我们希望帮助战争难民，那些妇女、儿童和老人，但我们不认为有必要让那些青壮年男子、那些科隆事件的主角出现在波兰”。11月7日，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荷兰首相吕特表示，减少欧盟寻求庇护者人数将是未来6个月内欧盟的重要目标。早在2015年11月他就发出警告，如果欧盟不重新对边界加以控制并阻止中东及中亚难民“大规模涌入”，就会有重蹈罗马帝国覆辙的危险。法国也宣布全面加强反恐措施。
德国总理默克尔应该从道德虚言的云端里走下来，面对她的错误决策留下来的两个沉重后果。一是她必须要面对重建社会秩序与国家安全的难题，科隆新年之夜的警方报告已明示：德国现有警力难以对付难民引起的社会突发事件。二是福利方面的不堪负荷。据慕尼黑Ifo 经济研究所所长辛恩（Hans-Werner Sinn）教授1月4日接受《每日镜报》采访时表示，其研究所计算今年为难民支出的费用是210亿。在代际核算（Generational Accounting）基础上，以不变的100万人为准，估计未来视难民融入的情况，为难民支出的整体数额将达到790亿到4500亿欧元。现在的剩余尚可维持2016年的黑字，之后不知能从哪儿刮出难民费用，方式无非是提税或节省开支。德国的低收入者肯定会在工作和福利上受到难民的冲击，据德国2015年初的数据，德国总共有700万人依靠国家社会救济为生。
德国政府是由德国纳税人供养的，应该先对本国人民的福祉与安全负责。德国头号女权人物阿丽丝·施瓦尔泽（Alice Schwarzer）基于“时代在线”委托YouGov所做民调结果，对反伊斯兰游行（Pegida运动），对反伊斯兰运动表示理解。该民调显示，受访者当中有49%完全或比较支持Pegida，26%认为Pegida部分有道理。这表明德国民众的政治立场正在向右转。德国政府必须考虑这一民意风向。
德国一年当中接收了110万难民，政客们坚持说，难民不等于恐怖分子，这话只说出了一部分事实；但另一部分事实是：恐怖分子就隐藏在难民当中（北威州刑警局公布，1月7日袭击巴黎警察局的恐袭分子之前住在北威州Recklinghausen的一个难民营）。过去的经验证明，德国没有能力将这些伊斯兰移民融入德国，德国今后也不可能有这种融合能力。唯一明智的办法就是，承认坚持那种肤浅的政治正确是错误的，想办法止损，至少先保护德国的妇女，让她们的尊严不受侵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