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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杨刚丢了一个重要的笔记本，里面有些中共的机密，这带给她很大压力。周恩来要求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与杨刚谈话，将她调到《人民日报》当副总编辑，管国际宣传。虽是平调，一切待遇不变，可是杨刚非常难过。她知道这是周恩来和党中央对她不信任了。本文选自2014年12期《党史博览》，作者黎辛，原题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杨刚为什么自杀》。
杨刚与彭子冈、浦熙修、戈扬号称新闻界“四大名旦”
杨刚是出名的女报人，新闻成就凸显在20世纪40年代《大公报》文艺副刊。新中国成立后，她从《大公报》到《人民日报》，其间被周恩来看中、重用，并引荐给毛泽东，后来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一
1957年10月7日晨，杨刚被人发现死于她在北京煤渣胡同的人民日报社宿舍内。她是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而死的。
此时，杨刚的职务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虽然是女报人，但她最大的贡献是外事工作。她是周恩来办公室多名工作人员中唯一的副部级秘书。
1930年，杨刚的丈夫被国民党杀害，她决定独身干革命为丈夫报仇，更加拼命地为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非常看中杨刚，让她主管对外宣传。有时周恩来召开一个会议，会议开始时布置的话题，会议结束时文件就出来了。吴冷西称杨刚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周恩来说她是个“快手”，国际问题要仰仗她。
1950年10月，杨刚丢了一个重要的笔记本，里面有些党的机密，这带给她很大压力。为此，她向周恩来请求处分。周恩来说，笔记本不会丢到远处，会找到的。原来，捡到笔记本的人把它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已经看过。笔记本内不仅有党内机密，还有杨刚与美国新闻处（这种单位一般都在所驻国从事些不光彩的秘密活动）驻中国负责人费正清（“中国通”）的亲密交往经历，特别是还有她和费正清联系的办法，而这时美国与新中国并无外交关系。
周恩来将上述情况告诉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要他与杨刚谈话，将她调到《人民日报》当副总编辑，管国际宣传。虽是平调，一切待遇不变，可是杨刚非常难过。她知道这是周恩来和党中央对她不信任了。这时，《人民日报》还有一名管国际宣传的副总编辑黄操良。
当时，我住在东总布胡同22号中国作家协会宿舍，与天津市委书记黄敬斜对门。安子文与黄敬是老战友，星期日常来看望他，有时顺便到我这里坐坐。杨刚自杀后，安子文来我这里，我问他：“杨刚这样坚强的人怎么会自杀呢？”
安子文说：“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我知道他是提醒我不要告诉别人，我说我会保守秘密的，于是他将上述情况告诉了我。
二
杨刚对党的贡献是很大的。
抗日战争以前，杨刚让萧乾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大公报》是全国发表和转载根据地文艺作品主要的三家报刊之一，且版面比茅盾编的《文艺阵地》、胡风编的《七月》《希望》版面都大。1936年《大公报》文艺副刊又搞文艺评奖，将曹禺的《雷雨》、芦焚的《看》、何其芳的《画梦录》推荐给读者，影响很大。
杨刚在自杀的前一天，参加了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鞭挞丁玲等人早年的“历史错误”。那场面是怎样的惨烈没有文字记载，但对杨刚来说，这个事件成为她结束生命的最后一击。
杨刚参加的这次批斗丁玲、冯雪峰、艾青等8人的大会是在王府大街中国文联大礼堂召开的，能容纳800人的礼堂座无虚席。会议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作协整风领导五人核心组组长邵荃麟站在一张长方桌中间主持。冯雪峰挨着邵荃麟站着，作违心的检讨：“我得意时在党组织之上，失态时在党组织之外。”周扬坐在长方桌的左边。这时，楼适夷突然大声哭出声来，跑去抱住冯雪峰。
为了出入走动方便，整风领导核心组其他成员刘白羽（党组副书记）、郭小川、严文井和我坐在会场两边。刘白羽问我：“是你通知杨刚来的？”我说不是，我不认识杨刚。刘白羽说：“挨着丁玲坐的就是杨刚。”我看见丁玲拿着手绢不停地擦着泪；杨刚容貌端庄，服装整洁，表情木然。
我和安子文谈到杨刚自杀时，安子文曾经问过我：“这天开会有谁知道？”我说我们五人组知道。安子文又问：“还有谁知道？”我说：“中宣部部长和副部长知道。”我又说：“部长陆定一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他不会干这个事。”安子文忽然大声说：“那就是××，肯定是××通知杨刚的，他可能想扩大战果。” 那种场面，使杨刚感到她可能也要像丁玲那样被批斗，所以自杀了。其实杨刚调动工作就处理完了，不需要批斗她。
三
有文章说，萧乾徘徊时刻，是杨刚鼓励他回国的。1956年又是杨刚聘请萧乾为《人民日报》文艺部顾问的。萧乾写了一篇长文发给《人民日报》，结果成了他反党的“证据”，很快就被打成了右派。杨刚作为《人民日报》负责人之一，不会一点儿都不知道，但似乎无能为力。
事实是，那时萧乾在上海，看到报刊上郭沫若说他搞“黑色文艺”，感觉不妙，想到英国剑桥大学教书，杨刚劝他留在国内为人民服务，他就到中国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他住在东总布胡同40号作协宿舍的两间小屋里，小屋被五间正房挡住光线，白天工作也要开灯。
这时，我在作协任党组成员、行政副秘书长。那时是秘书长、副秘书长协助主席处理日常工作，我分管业务和干部工作。萧乾有事找我办，也向我说。他与文洁若的婚事就向我说过。一天，他见《译文》杂志的日籍编辑梅韬从我办公室出去，问我：“梅韬是不是来告我状了？”我说：“不是，梅韬工作好，对中国有感情，又聪明能干，人也漂亮，你为什么与她离婚？”他说：“婚姻的事是很复杂的。”
萧乾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当顾问，是胡乔木介绍的，胡乔木很看重他的才干。不是杨刚介绍的，那时杨刚还没有去人民日报社。萧乾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长篇指责国家人事制度的稿件，我就想到萧乾一定会被划为右派分子。我想杨刚当时也会有同感。这些不仅杨刚无能为力，胡乔木也无能为力。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萧乾的右派帽子被摘掉。这时，胡乔木的职务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又任命萧乾为国务院参事室主任。这个单位与作协同级，都是副部级，这是作协和萧乾都想不到的。《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林钢约我去看萧乾，萧乾已住上有五六间房屋的小四合院了。在客厅中，萧乾坐在中间的大沙发上，请我们饮茶，我俩分别坐在两边的沙发上，萧乾很开心，我也放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