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来到加拿大，要重新做专业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职场上生存发展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加拿大重新读书考牌照，是重归专业的较快捷可行通道，很多人经过这个途径，重新驶入了事业的快车道。
对于一般的技术移民来说，做回专业工作已经是个不小的目标了，朱海莹做的却远远超出了这个标准。移民十几年的她现在已是著名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领导着一个30人的团队。
回忆起自己来加拿大后的职业生涯，朱海莹觉得最愿意分享的是，因为语言不能与当地人相比，一定要多看多做，还要注意观察别人是怎么做的。在专业领域知道得比别人多了，自然就胸有成竹了。
万事起步难
朱海莹是1996年下半年移民来温哥华的，她从北京来，过去是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当时温哥华工作不容易找，即使是找餐馆工，人家也问你有没有经验。
“你不给我经验我哪儿有呢?”朱海莹想。终于，一家餐馆请了她，她在那里工作了半年。她是一边打工，一边在找工作。
在加拿大，专业会计师资格有三种：CA、CGA、CMA。因为她对以后发展方向的计划是，要到会计师事务所工作，CA证书是必须的，所以她只能考CA。找工作就要找有CA培训资格的公司。
那时候网上数据没没那么丰富，她就到会计师协会，把所有符合条件公司的名单拿到了，一个个发简历、打电话。虽然她发了很多简历出去，但只有零星的回音，然后就没下文了。她想：“A to Z (从头到尾)的电话都打了，这么多公司，没有要我的吗?”她也看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发简历过去。
后来，一家她以前打电话联系过的公司让她去面试了，终于有公司要她了。这是一家西人开的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有30人左右。朱海莹对收入多少没有要求，她只是想到有培训CA资格的公司工作，同时准备考CA。
朱海莹做事非常有效率，1997年开始考CA，1998年，她拿到了CA证书。
刚到温哥华的时候，朱海莹像很多技术移民一样，遇到了英语的听和说的问题。在国内，她在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工作文件用的是英文，所以书面英文没什么问题。来温哥华后，她看英文新闻听不太懂，就将新闻录音反复听，再看本地的中文电视，知道新闻内容后再看英文的新闻。
笨鸟要先飞
为了听懂当地的口语，她还听电台的脱口秀节目，经常听，英语提高得很快。
一个偶然的机会，朱海莹认识了另一家更大公司的合伙人，他们在做中国项目。这时候的朱海莹，已经是CA了，对中国和加拿大的会计都很熟，就转到这家公司工作了。后来，这家公司与安永合并，朱海莹就成为安永的员工了。
在安永之前的那家公司，朱海莹已经升职为高级经理了。在安永工作几年后，她升为合伙人，管理做中国业务的团队。
为什么在西人大公司可以一路上升，朱海莹有没有遭遇别人一直提起的“玻璃天花板”呢?在别人看来很聪明能干的朱海莹，分享的经验是“笨鸟先飞”。
她说，语言上不如人时，一定要多做事情。对会计方面的政策、准则，她一页一页地读，问任何事情她都能够回答得出来。与会计相关的常用东西她也都读了。因为对业务了解得全面，人就有了自信。
对工作，她也抱着学东西的想法，别人不愿做的工作她都做，把工作当成学习的机会。
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就像一个大学校，工资是固定的，做得多在她看来并不是吃亏，而是积累经验。很快，几乎所有类别的项目她都做过了。
业务能力全面，是她一路上升的基础。
升职，不仅考虑技术，还要有社会活动能力，具备领导才能。大公司有很多同事间的社交活动，如果每个都参加，她没有兴趣和时间。朱海莹就有选择地参加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参加公司的活动，可以与同事直接接触，对互相了解有帮助。
在西人的公司，一样需要良好的人际关系。她自己领导的中国业务团队，也关系融洽，大家经常要一起出差到中国。有时过春节，也是在中国，他们就一起吃团年饭。
谈到“玻璃天花板”的问题，朱海莹说，在加拿大，不仅少数族裔会遇到这个问题，当地的白人女性一样会遇到。在世界500强中，女CEO占的比例也不高。安永是个包容性很强的公司，提倡不同文化、肤色的融合，在温哥华公司的13个合伙人中，有两位是女性
朱海莹说，人是有潜意识的，所以不可能有绝对的平等。但个人如果要谋求发展，就要有意识地表现自己的优势。观察别人怎样做也是一种学习的方式，她以前的老板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她的体会是，每个人都不能照抄别人的做法，要做自己，大家有不同的长处和优势。有人能说，有人不那么能说。另外，诚信是最重要的质量。
中国人需要注意的是，西人很直率，说话不绕弯，与西人共事不要太谦虚，是什么就说什么，否则会显得不太自信。另外，在开会时要敢于发言，表达自己的意见，也让同事注意到你。中国人喜欢埋头苦做，在加拿大要学会表现自己。
朱海莹会观察别人，“偷师”学习。
她说，过去的老板就是很好的导师，让她学到了很多东西。
“做一件事情，就要把它做好;在一个位置上一天，就要干好它，否则别到这个位置上来。”朱海莹说。
在她看来，在职场上闯出一条路来，没有快捷方式，只有用心、努力。“花多一些时间，每一分钟都有回报。”她说。平时要把自己装备好，机会来了才能接到。有的事情是上帝控制的，人对此无能为力;有的事情是人自己控制的，把这些事情尽力做好，就不会后悔。
“我不能这么生活下去了”
记者采访严俐的这天，正是她的休息日。在她家附近的咖啡馆，记者见到了她一家4口。她女儿10岁了，儿子只有两三岁。她丈夫很健谈，说起严俐，表现出一脸的佩服。
5年前，他们一家三口在多伦多落地，为了维持生计，像很多技术移民一样，严俐和她的丈夫来加拿大后打了一段时间的Labour工(劳工)。
严俐在中国是做妇产科医生的，来加拿大后，还想做相关的专业工作，就边打工边复习。不久，一件事情给了她很大的触动。严俐在40到50公里以外的的一个汽配厂找到一份工作，因为没车，她坐一位工友的车去上班。
不巧的是，上班当天，这位工厂中她唯一认识的工友被解雇了，她下班后就回不了家了。这时丈夫在另外的地方上夜班。她给丈夫打了电话，就一边等丈夫下班后来接她，一边哭。直到深夜12点，丈夫来接她，看到她还在哭。
到现在，严俐回忆起这段经历时都眼含泪光。那天她对丈夫说：“我不能这么生活下去了。”虽然一边打工一边学习更安全，但可能就会这么得过且过地混下去了。她知道如果破釜沉舟，有可能在付出后什么也得不到，但她还是在第二天就辞了工，把自己“逼上梁山”。
严俐非常感激丈夫的理解和支持。丈夫在国内是做大学教师的，为了保障家庭开支，就一直做Labour工，严俐则回家专心复习。
重新定位考助产士
如果想在加拿大重新做妇产科医生，要走的路就比较复杂。需要考很多试，考过后还要再做四五年的住院医生。重新做妇产科医生，至少要花五六年时间。严俐不想花太多时间，既要实现自己的价值，也需要向生活做一定的妥协，因为她需要养家。
有段时间，严俐不知自己应该往何处走，就申请了麦吉尔大学的博士后、5所院校的护士专业，还申请了助产士课程。拿到各个学校的Offer(录取信)后，她经过比较，选择了做助产士。
助产士的专业与她原来的妇产科医生相关，但属于短平快的项目，每年12万到18万的税前收入也比较理想。属于医生和护士之间的一种工作。她也希望快点做专业工作，能够有时间享受家庭生活。
考助产士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来没有被考试难倒过的严俐英语口语第一次没通过。她是中国医科大学的本科硕士连读毕业生，还曾在瑞士日内瓦做了一年互访学者，在一点也没复习的情况下，考托福考了277分(300分满分)。
但是口语没过，卡在口音上，因为助产士要直接与当地病人交流，见一个病人，要不停地说30到45分钟，口语必须纯正。她就专门花钱找老外练口语，每星期两次。准备了一年后，又上了一年课，严俐拿到了助产士的执业资格。
严俐算是顺利的，2005年登陆，2007年就开始读书，2008年就拿到助产士的证书了。但即使这样，作为新移民和两个孩子的妈妈，她也经历了很多艰辛。
在她的儿子刚刚出生后一个星期，她就开学了。冰天雪地中，刚考到车牌的丈夫开上车，带着刚出生的儿子，跟严俐一起去上学，儿子在车上不停地哭。
严俐上课，丈夫就抱着孩子在学校的咖啡厅里等，严俐一下课，就来给孩子喂奶。头半年，一星期上两天课，然后就考试。作业特别多。下半年，就开始实习了。
有次实习是在伦敦，他们住的地方与多伦多有两个小时的车程。那天下着大雨，天没亮严俐和丈夫就起身，丈夫开车送她。好在那时候丈夫正在拿EI(失业保险)，有时间。
自己开诊所
考虑到温哥华华人比多伦多更集中，华人更需要严俐这种讲国语的助产士。严俐在多伦多做助产士一年后，就举家迁到温哥华了。她现在与几位助产士合开诊所，与一些大医院有合作关系。
做助产士，让严俐体会到了很大的满足感。她在全程帮助产妇的过程中，与很多产妇成了朋友，她收到很多宝宝的照片，有的家庭在孩子一岁生日时，还电邮照片给她。
“助产士的服务很人性化。”严俐说。这种服务在加拿大的中产阶级家庭被广泛认可，也属于医疗保险的范围之内。比起妇产科医生，助产士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注重生育本身的自然过程。找助产士，不用等待，提问的时间长，问题都可以得到详细解答。
助产士对每个产妇的情况都很了解，而且24小时接听电话，在产妇要生时随时赶去陪伴生产。如果发现产妇有问题，就第一时间通知妇产科医生。
严俐说，有人喜欢在家里生，助产士就带上全套的设备到产妇家里。产妇可以选择生产的姿势，比如，可以用蹲式，还可以在水里生产。有一次，一位产妇宫口不开，严俐建议她到浴缸里生，到水里后，产妇放松了，宫口就开了，后来自然分娩了孩子。
说到工作的辛苦，严俐说，昨晚有人生孩子，晚上10点去陪产，今天凌晨3点开始接生，生了两个小时。
生活不规律是做助产士的特点。过去在多伦多，严俐是对每一个病人全程跟到底;来温哥华后，她与其它几位助产士合作，大家轮流出诊，都很熟悉病人的情况，也不会太疲劳。
谈到在较短的时间做回专业工作的经验，严俐说，语言能力很重要。她的经验是从早到晚听英语广播，不懂的东西就记下来，晚上查字典。另外，她觉得适应能力和韧性对于技术移民来说很重要，因为会遇到很多需要克服的困难。
敢于挑战自我
2003年移民来加拿大的Eric，在刚落地的半年，学英语、考驾照，适应当地情况。之后，他打了几个月Labour工，给一家批萨店送餐。
2004年，他到新移民服务机构找职业顾问(Case manager)咨询，职业顾问分析他以前的工作经验，建议他考地产评估师。他上网查了评估师的认证办法，知道了应该到UBC去学相关课程，如果托福达到一定分数，就可以上课了。他的英语底子还可以，复习一段时间后，就考过托福了，开始在UBC上课。
学习期间，他就开始在评估公司找工作，因为初级的工作不必非得拿到评估师证书。面试几次，没有成功。又听说政府的房地产评估公司在招人，就去应聘了。经过两次面试、一次笔试，他得到了这份工作。
谈到面试的经验，他说，在政府机构面试比一般公司容易一些。私人公司面试，老板对你的印象很重要，新移民的英语往往不如当地人好，气氛死板，幽默感不强，不能拉近与老板的距离，往往不被录用。而政府面试有几个人参加，面试也需要打分，有很多项，即使沟通分数不高，也不影响其它方面的分数。除了面试，还有笔试，所以相对来讲，政府工的招聘标准，不取决于个人好恶，比私人公司面试公正得多。
他说，对于在评估公司工作来说，评估师证书并不是必要的，如果升职，这个证书才必要。虽然，他认为华人属于少数民族，英语是弱项，虽然不影响工作，但要升职就难了。不过，Eric还是决定把证书读出来。来评估公司上班后，学费就由公司出了，现在，他快拿到证书了。
Eric算是有效率的，移民两年就进入了政府机构，开始了专业工作。现在，与他差不多时间来的朋友，大多找到专业工作了，只有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朋友还在打Labour工。
不能满足Labour工
谈到自己比较快做回专业工作的原因，他说：“我一开始就没放弃找专业工作的念头。”
在批萨店打工时，Eric觉得工作不累，但收入低。老板是印度人，请了两三个厨师，每天在餐馆里忙来忙去。他知道帮餐馆送餐不是长久之计，他说：“我来加拿大不是为了打Labour工的。”等到决定上评估师课程了，就把批萨店的工作辞了，专心在家学习。现在，Eric打政府工，福利好，一切都上了轨道，在加拿大又生了老二。老大11岁，老二1岁。
Eric坚决要做专业工作的态度也影响了朋友。在Eric考托福时，一位比他早来的朋友也醒悟到不能满足于Labour工了，就考了GRE，上了研究生。现在也做专业工作了。
工作外交流是难点
工作环境中很少中国人，Eric觉得工作交流不是问题，写东西感觉稍微难一些，但还是可以准确沟通。
难的是工作以外的沟通，比如与同事一起吃午饭，就缺乏共同语言。工作不久他还发现，与同事的工作方式不同。在Eric进入公司的第一年，公司有了新系统，因为他是新人，对新系统比老员工适应得快，公司有一个项目就交给他做了。他当时是尽力去做了，但做完后感觉项目有点不了了之的感觉。后来，他总结发现，自己做项目时，与领导同事交流不够，光是顶头上司知道他的工作，其它同事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他干得怎么样。他说，不能光是埋头苦干，应该多与同事交流。
现在，他可以分清楚什么是日常工作，什么是项目了。“一切都要自己去适应。”他说。
还是新移民时，Eric只关心找工作，对社会新闻不关心。到评估公司工作后，他才开始关注政府的政策、条例，关心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他觉得，如果在到加拿大以后，就关心这些东西，就会对这个社会更了解，不用工作后从头“恶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