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在关于中国政治话语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大会堂庄严的红色地毯，还有一道不易得见的“后门楼梯”；除了人来人往的议事客厅，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闭门会议”。这种情况被称为“密室政治”。在中国，因为政治的特殊性，“密室政治”的蛛丝马迹被讨论的尤其多。而现在，随着官方逐步公开领导人“内部讲话”，以及相关公报的逐句放开，公众越来越有机会得以窥探中共政治“密室”的机会。
1月12日至14日的中纪委六中全会，在结束后随即发布的公报指出：党中央严肃查处周永康、令计划违纪违法案件，消除了党内重大政治隐患。而中共于 2016年元旦出版了新书《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其中题为《有些事情在政治上是绝不能做的做了就要付出代价》文章，开篇就谈到：“腐败问题是腐败问题，政治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能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题。”
在关注北京政治人事的眼中，这些信息可以还原诸多敏感大案处理过程中“历史的本体”。尽管这些内容并不必然只是回应十八以来的“天字号”答案，但“当时只道是寻常”，在今天看来，每一次内部讲话都有它的微言大义，暗合着某事件节点的特别用意。
风暴中的平静
“记者从多个渠道确认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正在接受中央纪委调查。”2013年12月5日，新华社通报一名省部级“老虎”的落马，但彼时大多数人只看到了当时的结果，却无法预知未来。
在全民热议网络反腐的同时，很少有人能猜到这是“政法沙皇”周永康案风暴的开始。但曾官至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式微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十八大前的 2012年6月，他便不得不移交权力给时任公安部部长孟建柱。2013年是周永康落马前最后露面的一年，在这年的三次露面中，最为意味深长的一次露面，是即2013年4月末周永康回无锡老家。据称当时周永康感慨：“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看望大家了。”想必当时他内心已有不好的预感。
与此同时，2013年3月5日，即将卸任的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但此前徐才厚在其他场合的连续缺席已经引起了外界的注意。事实上，2011年解放军总后原副部长谷俊山被查的前前后后，徐才厚已被纳入反腐黑名单。
虽然在普通民众看来，反腐只是官方或急或缓地公布落马官员名单，但是背后的难度必然为外界所不知。深知中共多年沉疴痼疾和官场阻力势大的习近平没有草率动手，对于初掌权柄的他来说，反腐动作必然会震动上下，动荡和对抗不可避免，所以如何获得党内外的支持应是当务之急。于是，彼时的习近平反复警告纵容腐败将亡党亡国，并且开始了全党自上而下的整风模式。
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一个在中国政坛依然拥有相当的影响力、另一个在国际社会表现活跃。2013年7月3日，他们在上海西郊宾馆会面，期间 “习近平是一位非常能干、有智慧的国家领导人。”“我虽只同习近平主席见过几次面，但我对他的坚定意志和勇气印象深刻。”这两位政坛人物同台亮相挺习，显然有着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一个月后，即2013年8月22日至26日，当微博全程同步传播薄熙来的审判实况，当人们看到薄熙来没有载手铐穿囚衣而“从容”为自己辩护时，外界才突然发现，这次审判跟以往历次倒台高官审判真的不一样。尽管它并非毫无瑕疵，但它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怀疑，大大提振了外界对中共反腐的认知和信心。
2015年6月11日，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宣判周案，周永康被证实泄露了5份绝密级文件，1份机密级文件
关键时刻的生死之搏斗
如果说，十八大后一直到2013年，习近平尚无法施展拳脚。那么，2014年可视为习近平反腐决战的关键一年。当年3月15日，徐才厚被悄然“双规”，并在6月30日对外公布；6月19日，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被抓，“山西塌方式腐败”的曝光开启了令计划案件的外围战；7月29日，周永康被宣布“严重违纪”、12月22日，令计划被“立案审查”。习近平政治生涯最危险的时间节点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北戴河会议前后。
2014年8月1月，中共吉林白山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市委常委王德胜传达习近平以及王岐山等中央领导和省委有关领导讲话精神，披露习近平当下对反腐败形势有一个新提法，就是腐败和反腐败两军对垒，呈“胶着状态”，并喊出“与腐败作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从时间判断，这番话可能是习近平在周案公布之前打招呼阶段发表的，以回应周永康案公布前后诸多对于中共反腐的逡巡观望。
虽然中共一直不愿意外界将其反腐用“权斗”的思维来解读，但是反腐与反反腐、改革推动方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在这个期间用“拔剑张弩”已不足以形容。苏荣、徐才厚、周永康以及令计划，2014年一年之间4位国级官员陷落，习近平所面临的已不仅是贪腐个案，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譬如，有传闻称徐才厚落马前，曾南下海南到老领导处搬救兵，虽然这是次失败的求助，但还是令人得以窥见习近平那句“个人生死毁誉已置之度外”的分量，绝不仅仅是说来听听而已。
本次《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出版之前，还有它的姊妹篇——2015年年初的《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求索原点，可以从中寻觅到习近平当时的所思所虑。“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习近平上任之初面对政治局官员的这番讲话之后频繁见报。此后不久的中纪委二次全体会议上，习重提世变之亟，“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群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啊！”
这是一场政治斗争？
2015年2月2日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讲中，习近平一改以往忧虑，不再提腐败亡党亡国，也不再战战兢兢于腐败势力联合抵制和反扑，而是立规矩、树权威的“总结”。他在讲话告诫说，“法治之下，任何人都不能心存侥幸，都不能指望法外施恩，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
不久后，已打成铁案的徐才厚在被查一年后的2015年3月15日病死，周永康及其党羽也相继在6月份宣判，郭伯雄则在独子、原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钢被查半年后成为又一国级阶下囚。尤其是对郭伯雄，不知道是习近平等中共现任高层在历经多位“大老虎”的惊险围捕后已经有足够的经验，还是郭伯雄太过自信。即使在独子郭正刚在2015年3月2日——两会之前被正式公开调查后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郭伯雄似乎对自己的命运依然乐观。2015年3月上旬，郭伯雄还乘坐专机到达西安，当时郭伯雄对于外面盛传的自己要被查传言以及举报信都知晓，但是表现淡定，相信自己可以平稳过关。然而，事实最终证明人算不如天算。
如果说2014年初“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的檄文乃是直指“窃国巨奸”贪贿们背后的政法系、秘书帮、石油帮、西山会、东北军等，那么习近平在2014年秋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的一段“独白”便大有将这场运动导入政治斗争高度的端倪……“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有的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而今看来，这番言论正敲定了2015年反腐狂飚下不易被人觉察的变化。
刚刚结束的六次中纪委全会上，身为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率领七常委到场发表讲话。习近平很罕见的对反腐态势下了一个结论：“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该会议的公报强调，要“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首位”，要严查“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渗透，拉帮结派、搞利益交换，对抗组织、欺瞒组织等问题。”显然，在反腐败一方已经取得优势的情况下，中共官方也终于大方承认，周永康和令计划的主要问题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不过是“渗透”其中的次要问题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