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失踪”多日的铜锣湾书店老板终于“现身”了！
北京时间1月17日晚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东方时空》以10分27秒的时长，报道了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巨流传媒老板桂敏海的最新动向。报道在解答外界的质疑与困惑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质疑与追问。
已经解答的，跌破了外界对所有可能的想象。因为桂敏海不仅非“秘密被抓”，而且还是牵扯命案的“自首”——2003年12月8日晚，桂敏海因在宁波醉驾，将一名在校女大学生撞死。2004年8月，桂敏海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2004年11月，桂敏海“冒用他人的身份证，以出境旅游的名义偷越国边境，辗转多国，一直潜逃在外”。进入2015年后，父亲去世、母亲病重让桂敏海最终下定决心，于2015年10月底回到内地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香港铜锣湾书商桂敏海央视露面
为了最大限度让口味愈发刁钻的围观者信服，自然少不了桂敏海的“个人独白”。从央视提供的画面来看，桂敏海也确实做到了情理兼备。作为辅助，新华社也用相当的篇幅报道桂敏海的郑重声明：“我回国投案自首是我个人自愿的选择，和任何人无关。这是我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不希望任何个人和机构介入或者干预我回国的事情，甚至进行恶意炒作。”“我虽然有瑞典国籍，但是我真切地感到我还是一个中国人，我的根还是在中国。所以我希望瑞典方面能够尊重我个人的选择，尊重我的权利和隐私，让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而产生的质疑与追问，单以量论，丝毫不逊色于前者。不明真相的中国网民在“呵呵”，闻风起舞的港媒在拿着放大镜找漏洞，西媒则在“桂敏海还涉嫌其他犯罪”的表述中旁敲侧击……
还是桂敏海女儿的言论最满足外界对于“真相”的诉求。因为其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劲爆元素。其一是绑架——“坚信父亲是被中方人员绑架”；其二是政治——“与出版政治书籍有关”；其三是警卫——“在泰国失踪之后，他（桂敏海）所居住的大厦的警卫表示，曾有数名讲普通话的男子上门找他。”
假作真时真亦假。警方调查、当事人陈述、两大官媒齐发声，为何还是抵不过一个基于想象“真相”的猜测？当多数发声者异口同声喊着“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时，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络是有记忆的，问题便出在“记忆”上。香港“记忆” 中的大陆，警察是可以随便抓人的，央视是可以大搞媒体审判的，当事人是会被迫妥协的；大陆“记忆”中的香港，中央是可以随便妄议的，街头运动是一触即发的，购物是可以闹出人命的。“记忆”被无限放大乃至通过各种渠道“传导”后，恰逢桂敏海特殊的身份，最终爆发。所以，调查报道发布之前，有声音批评大陆官方“不作为”“无视外界的呼声”甚至“默认践踏一国两制”。而桂敏海现身之后，当局依然被怀疑成偷斧子的“邻居”。因为讨伐者需要的，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 “真相”。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勇为此抱不平，称香港反对派一开始在事件真相未明时，便包装成绑架案件，“犹如政治恐怖分子”，但随着事件发展，以及相关资料陆续出现，结果不如他们所想。“反对派在毫无证据之下抹黑中央，制造恐慌，只会加深部分市民敌视中央的情绪，做法卑劣。”之前因“铜锣湾书店失踪的五人有可能是偷渡回内地嫖娼”的言论而道歉的香港立法会议员吴亮星则表示，要是在当事人现身交代后仍然质疑有关说法，就是不尊重桂敏海。
确实，对于铜锣湾书店五人失踪这样受到国际广泛关注的大事件，大陆方面没有理由花好几个月编一个故事来应对舆论——这么做的效果无法预期，风险却是极其的高。何况桂敏海所说的车祸，央视曾经在2005年就报道过，情节并无出入。至于T恤颜色不一致、年龄对不上等细节，很可能是因为多次拍摄、资料有误等造成的。之所以形成“大家一起来找茬”，正如香港工联会副会长、立法会议员黄国健说的那样，“市民对失踪案已经有先入为主的印象，就是事件背后牵涉政治势力，即使桂敏海现身自白，情况依然是相信的人仍会相信，不信的人依然怀疑”。
但“疑邻盗斧”的出现怨不得别人。看看桂敏海从失踪到现身的轨迹，“突然失联（遭羁押）–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突然出现在央视画面上–忏悔认罪”，这在程序上与“高瑜案”、“浦志强”案如出一辙，很难不让人往“针对异见人士的政治迫害”方面去想。先入为主的心态，相当程度上是中共多年来对待知识分子的做法在民众心中形成的惯性思维。
而且铜锣湾书店“失踪”的五人已经被看作一个整体，桂敏海虽已现身，可其他四个人又在哪儿？前《南华早报》中文网总编辑郑维就在微博上不无嘲讽的说：“这个是撞死人逃逸回国自首，其他几个不知道所犯何事回国自首。”特别是李波，有国际媒体曝出其1月17日给妻子发生了失踪后的第三封家书，称最近才知道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敏海“背景复杂，且涉及其他犯罪”，认为桂敏海在品德上“极不要得”，又直指自己被桂所累。李波还重申，不要将自愿配合内地调查一事放大炒作，并强调保留对那些不负责的传媒和个人的起诉权利。
那么，李波究竟是怎么被桂敏海所累，涉及什么样的法律问题，他当时到底是怎么离开香港的，书店仓库的监控中他貌似被几个人“挟持”上了一辆车又是怎么回事，这与《环球时报》所说的“全世界的强力部门通常都有规避法律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的办法”又有什么关联？对于这些问题，民众目前所知的信息显然还是太少。《文汇报》、《大公报》等香港媒体虽然刊文坚定的指出“事件根本不涉政治问题”，“‘失踪’一事被负面炒作，进一步凸显反对派利用此事激化两地矛盾，攻击‘一国两制’，以图在政治上获益”，但也强调“社会应等待更多数据公开才作定论”。
也罢。信者自信，不信者恒不信。只是不知道刚刚结束大选的台湾民众，看了这出“代号铜锣湾”的政治剧，会作何感想？如果因此更加忌惮于北京，着实给飘忽不定的两岸关系又加重了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