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伴随着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主席张晋创、总理阮晋勇、国会主席阮生雄、“祖国阵线”主席阮善仁等1,510名越共“十二大”代表于1月20日冒雨前往河内胡志明纪念堂“虔诚缅怀”、献花拜谒，历经 2015年全年的筹备，越共“十二大”终于正式召开。在此之前，越共已在14日的十一届十四中全会上高票确定了相关人选和人事意见，这意味着当外界瞩目于此次大会可能的“新老交替”时，越共内部已经高举其“胡志明思想”大旗，强调“团结统一”、“履行《胡志明遗嘱》”，这较之以往就显出了明显的性状变化。
分析认为，越共自2012年末形成“反腐”趋势后，在一系列内部调整后，至2015年初，来自北京和河内的一系列异动已经暗示了越共的方案：阮富仲、黎鸿英、吴文裕、丁世兄为代表的知华要人开始从纪检、意识形态、文化宣传等角度统一思想认识，以“不姑息、不回避、不遮掩”的态度展开整风、反腐败的工作。这种风卷残云的反腐“破冰”，兼而整风的态度很容易让外界发现越共正在学习中共的整改模式，并加以越南式的调整与求同存异甚至“网开一面”。这就为越共此番大会打上了习近平整肃中共所后遗下的烙印。
“团结”整风的中国属性
越共“十二大”已在1月20日结束其预备会，在农历新年将近之际，越南上下正把此次大会当成一件大事来办。长期以来，对熟悉越南共产党谱系的分析人士来说，越南南、北党派的冲突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自胡志明逝世后，越共党内缺乏强势的政治人物；“十二大”前的越南政坛，越共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越南国家总理和国会主席成为其固定的政治核心。以至于不少媒体开始用派系斗争的眼光来展望越共的明天。
但是，当外界还在津津乐道于越共两派领袖的“中国道路”或“美国道路”时，在刚刚结束的越共十一届十四中全会上，一份既欢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也为越共老人提供“特别情况”参选中委的公报，证明了比起单纯走哪种道路，越共内部似乎已经开始在分歧仍存时尝试统一思想。这种“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维护党的团结”的做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习近平1月12日于中纪委讲话中强调的中共党员必须持守的“规矩”。这便从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越共可能从中共处得到启发，为继续确保领导地位，展开了相应的整风、集权行动。
对中共来说，习近平领导的整改已经超越了反腐层面。为了确保八千多万人之众的世界第一大党奉行统一的核心领导和纲纪，中共已在拿下薄熙来、周永康、苏荣、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等大案的同时，警告领导有事不汇报、纵容身边人为非作歹，拉帮结派、妄议乃至对抗中央，令中央弱化甚至失去对全党上下的掌控力。而此种种乱象无不指向执政党执政根基的削弱。当这一手段折射于人口八千余万人的越南时，越共方面利用“反腐”手段直接介入整风，并以剥离派系的手法确保“团结”就存在了相应的范例可供对照。
环顾越共理论界，在习近平呼吁“新形势下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后，一种打着“胡志明思想”旗号的理论也于2015年7月开始在其机关杂志《共产主义》上出现。该杂志总编，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委员武文福发表署名评论，强调“党内团结统一是党建最为基本的原则之一，是党合乎规律的运动和发展。党内团结统一是建设全民大团结力量的基础”，更称“团结统一不仅是关乎每个各级党组织生死存亡，而且还是全党的生命以及革命的至关紧要问题”。当此文借胡志明“划桨者和掌舵者必须团结一致”一语要求上下团结一心，进而要求越共“实现革命任务时则如同一人”时，这种态度很容易联想到北京的“集权”与重建中共形象的尝试。
其实，就中共、越共之间的理论交流来说，比起中越在边境地带的摩擦，两党间交流治国理政的研讨也相当常见。自2003年以来，两党有关部门共同举办过11次理论研讨会。其覆盖内容多种多样：从中国改革开放、越南革新事业取得的经验，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从解决“三农”问题，到推进文化建设；从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社会发展和治理创新。加之越南纪检机构的首脑吴文裕曾专程向包括中共反腐首脑王岐山在内的北京反贪人员取经，越共中央组织部等要害机构人员亦曾分批前往中国整训，越南党媒《人民报》更定期派员前往北京《人民日报》处展开定向交流，这使得越共的调整会不可避免的打上中共的烙印。
河内学北京统一思想
目前，以习近平2015年讲话为标志，中越党之间的 “互信互助、互学互鉴”以及“全面分享国家建设各领域的体会和认识，探索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得到了官方层面的确认。中共高层已然将整肃全党视为执政合法性根基巩固必须要做的，意识到执政地位之削弱首先在于中共自身呈现民心丧失的衰败之兆。越南方面也发现“反腐斗争是关系到国家、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作，但也是困难重重、十分复杂的工作”，“触及拥有职权和地位的人”。
资料显示，从2014年初开始，以阮富仲为代表的越共老人就已经利用理论手段将反腐行为上升到整肃纲纪的层面。阮富仲与黎鸿英等人曾召集越南纪检部门及理论、思想界人士“统一思想、确定目标”，也要求越共纪检人员“进一步做好检查监督职能，切实掌握实情，积极主动提出工作建议，不姑息、不回避、不遮掩，努力重视提高战斗力”。
较之越共九大时的“每个党部维持领导集体中的团结统一。对于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领导干部独断、专权、拉帮结派、导致内部分裂的党委、党组织，上一级党委要指导检讨并弄清对错，严格处理有缺点者”的要求，越共中央组织部已从2015年8月后加强相关要求，不仅强调“在考虑党委委员标准时，应特别重视思想政治立场”，还特别列出了“政治本领不坚定，政治投机主义、痴迷权力的、道德品质、生活方式不良，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官僚主义、腐败、浪费、搞局部利益和派系、导致内部关系断裂、‘集团利益’，自己或者妻子（丈夫）、子女违反党的规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使得机关、单位和个人的威信下降，违反中央委员会有关政治标准以及所禁止党员、干部、公务员的规定等” 的黑名单。在越南主席张晋创发表讲话称“越南政府要安民心就必须将毒瘤予以清除”之际，越共利用“十二大”整理党务，统一思想就成为一种大概率行为。
当然，考虑到越南特殊国情，阮富仲等越共老人也早已做出“网开一面”的表态。在2014年12月的公开讲话上，阮富仲虽强调“一旦发生腐败行为，则务必坚决处理，依法从严处置，没有所谓禁区。我们要严格遵守在法律面前平等、没有特权、没有例外等原则”。但也称将“对做出腐败行为但已主动供述、在被揭发之前克服后果的人员实施宽恕政策，为制止腐败营造积极的社会环境”。这就让越共南、北派系在反腐整风之后形成了一种“一团和气”。
于是，当习近平“集权”，重建中共形象时，河内此前过于分权的局面也已在借鉴北京时得以展开对应的调整。越方也认为“级别越高的领导干部的团结统一，对党产生的影响以及对社会的辐射力则越大”，在越南“正迎来新机遇但也面临巨大挑战的背景下”，越共学习中共的“悄然生变”，从现代国家执政党中汲取执政思维，进而摆脱僵化局面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加，越共十二大就大有可能形成这样一种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