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作为一个中国政坛的奇特群体，所谓“团派”一直都为外界所关注。日前召开的共青团十七届五中全会再一次给外界以观察所谓“团派”的窗口。纵观中共政坛所谓 “团派”的代表人物，在省部级以上高官层面，形成了“老中青”三级梯队。他们无疑已经或将在中共政坛发挥巨大作用，但他们也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和烦恼，决定着他们的最终走向。对他们而言，这些都是他们无法回避的。
在 “老”这一级梯队中，李克强、汪洋、李源潮，他们目前身居中共高位，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中”之一级，以胡春华、周强、陆昊等为代表，他们接班态势明显； “青”则囊括更为年轻的“后备军”，以秦宜智、贺军科、杨岳、王晓、谭作钧等为代表。对于这些身居高位，有着共同经历的政坛高官，他们依然有着各自的烦恼和挑战。
其中，国务李克强，被下台的传言数次爆发，以至于他不得不进行隐讳的辟谣，不时以忙的不可开交，“会见期间滴水未进，连随行的外交官都感叹，上个洗手间的工夫都没挤出来”，来证明自己健康状况良好。李克强被传将下台的理据有二，一是身体欠佳，二是能力欠佳，使其难以承担总理之重任。众所周知，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有所回落，股市又在近一段时间遭遇剧烈动荡，李克强也因此受到了各方的质疑，也是外界质疑其能力不足的直接原因。显然，如何化解中国经济增长乏力，是李克强的当务之急。
化解中国经济增长乏力，是李克强的当务之急
而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则曾公开诉苦，抱怨自己深受谣言之苦。在参加侨联的一场会议时，谈到互联网信息治理环境问题，他感慨称自己也是网传谣言的受害者，后来证实谣言涉及的内容子虚乌有，但是传谣参与上受众积极，辟谣却缺乏广泛正视。以李源潮的年龄和资历，如何在国家副主席“冷板凳”上作出成绩，也是他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担任江苏省委书记、中组部部长时，李源潮曾推出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可见其是有政治上抱负的。据报道，作为群团工作的主管，李源潮现身共青团十七届五中全会，要求“全面推进共青团自身改革创新”。
汪洋，以其鲜明的风格一向是“团派”中倍受瞩目的人物，虽然从地方进入中央以后即很少再出现在舆论场。在主政广东经历与薄熙来，有关“蛋糕论”的隔空争锋之后，中共十八大上，汪洋并未如外界预料的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也未当上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只担任排在第三位的副总理，主管外贸、旅游和农业。相比以往，进入到中央之后的汪洋明显低调内敛了许多，但中美关系 “夫妻论”风波还是让人捏了把汗，因此，如何“稳中求进”是汪洋的需要直面的。
而之于第六代中的佼佼者、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也在经历着“成长的烦恼”。虽然在广州的胡春华以“不翻烧饼”的姿态，紧跟习近平的步伐获得赞誉——经济转型和反腐工作均获得了高层的肯定。但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期间，围绕胡春华去向也曾有不少传言，虽然这些都是在不确定前提下，作出不确定揣测。但随着中共十九大人事潮的来临，这样的传言自然会与日俱增。用习近平的话说，“保持战略定力”，做到踏准政治鼓点不走偏，是胡春华接下来的挑战。
周强，这位具有专业司法背景的官员同样争议不断，他在十八大后进入中央执掌最高法。不论升降，总之是回归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在中央所指定的法治方向和推动下，周强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力量，其司法改革也颇有声色。周强与胡春华、孙政才一度被外界认为是中共第六代接班人选，但“法治湖南”的败笔让他的仕途蒙尘。在中共历史上，鲜有法院系统高官进入最高层的先例，但并非意味着周强没有机会，“错失荆州”他，如想扭转乾坤，还需更有作为。
而周强在共青团系统时的继任者陆昊，是更为年轻政坛明星。“空降”黑龙江之后，东北经济的寒冬让陆昊“异常艰难”——2013年，陆昊主政黑龙江的第一年，黑龙江GDP增速在全国位居倒数第五名；2014年倒数第二；2015年倒数第三。鉴于如此糟糕的经济形势，每年的全国两会，陆昊都会面临跟GDP有关的提问。如何让黑龙江的经济能够转好，是陆昊的头等大事。简政放权、促进边境贸易、发展旅游产业、推动互联网+……，陆昊开出了诸多“药方”，这对陆昊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而其他诸如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湖南省委副书记孙金龙和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等，也是“中”级梯队中值得注意的“种子选手”。但相较前两人的“沉寂”，此前令计划落马时赵勇则被传出牵涉其中，这是他说要面对的最大问题。20世纪九十年代初，照曾与令计划共事。在 2014年的全国两会上，被问及令计划落马以及团派是否失势时，他面带不悦斥记者“你不要采访我。” 53岁的赵勇，已当了13年的副部，两届中央候补委员，仍然原地踏步。
至于年轻一代中的秦宜智、贺军科、杨岳、王晓、谭作钧等。他们目前有的仍在共青团体系中搏杀，秦宜智是共青团第一书记，贺军科是常务书记，其前辈的路径是他们的未来的走向，如何在共青团使命的转变中展现自己的能力是他们的挑战；而杨岳、王晓、谭作钧则先他们一步，已到地方政坛拼搏，分别担任福州市委书记、西宁市委书记和辽宁省委秘书长，均是所在省份的省委常委，可谓个个位高权重，在年青一代中出类拔萃。对他们而言，如何适应习近平治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新常态，是他们，以及整个中共官僚体系要共同要面对的。
作为中共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官员也一向是中共党政官员的重要后备。因为时代的原因，胡耀邦执政时，共青团干部纷纷上位得以重用，在胡锦涛上位后达到高峰，因此也有了“团派”之说。而胡耀邦、胡启立、胡锦涛、李克强这4位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全部入中共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和胡锦涛更是官至中共总书记，导致“团派上位”之说在一段时期内盛传。
所谓的“团派”，从来就不是一个政治联盟，只是因为共同经历才被“分门别类”。“团派”不成派，从来都是中共政坛现实。作为中共“预备队”的共青团系统，从来就不是一个有独立宗旨的团体，而要听命于各级党委，虽然在胡耀邦之后有过共青团系统经历的官员星光璀璨，但这并不就以为这他们头上所谓“团派”的光环是他们获得晋升的决定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不同岗位上的历练，以及由此说展露出来的能力。随着中共干部任用和接班人渠道发生变化，共青团作为中共官僚梯队人才培养后备基地的作用自然有所弱化，这是历史的必然。
本来就有所夸大的所谓“团派”印象，将很快消逝于中国政坛。但这并不妨碍观察类似官员的特点和走向。而当共青团系统在新的使命下作出成绩，这些摘掉所谓的“团派”光环的官员，共青团系统成长经历才可能成为他们政治资历中财富，一如官员在其他不同岗位所获得的历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