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近日，有关中国贫富差距讨论成为舆论焦点议题。北京大学一项调查报告显示，顶端1%的家庭占中国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除了收入和财产上的不平等之外，不同人群在教育机会、健康保障等方面的差异也非常明显。该报道被国际媒体广为引用，中国严峻的贫富分化问题再次被揭示于众，并转化为针对中国执政者的压力。
习惯冲锋在前的《环球时报》在1月20日发表社评文章《1%巨富之外是99%“穷人”，谁有解》。中国政府官网赶在当天公布了中国国家统计局在19 日发布的最新数据称，2015年中国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2。这是基尼系数自2009年来连续第7年下降，但仍然超过国际公认的0.4贫富差距警戒线。
这也大体代表了当下执政者的态度。一方面，承认中国贫富差距的严重状况；另一方面，又强调这种现象的客观性和在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也在情理之中，后一者做法习惯性地在民间引起争议和反弹。除此之外，执政者提出了一些解决建议。显然，官方在这件问题上承受着较大压力，也对此事颇为重视。
被认为是胡锦涛智囊的中共体制内学者俞可平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社会的不公是目前中国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物质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势必导致社会其他领域的不公。不公是目前造成老百姓对政府信任度、满意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正因此丧失公信力。
中国贫富差距惊人，成为社会隐患
《环球时报》社评的一段文字说，“（贫富差距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有些国家实际放弃了解决它的努力。但中国不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严重的贫富差距与国家的立国宗旨就是矛盾的。”此言不虚。贫富差距是一个经济和社会性问题，在左中右看来都没有合法性，会形成对国家政局稳定安全的隐患。而且，对中共意识形态和理论信仰也是一种挑战。
有评论说，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唯一执政党中共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在毛泽东时期是“平等”，或者说是“平均”；在改革开放后主要在民生。前者主要是通过政治手段，后者则依靠经济途径。从某种角度来说，后者的实现建立在对前者的“消费”的基础之上，也就是通过一定程度的“不平等”设计取得翘动整体前进的动力机制。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平等”不仅具有实践意义，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社会公正”。然而在数十年后，“不平等”虽然仍有合理性，但已形成一种相对极端且难以改变的状况。不仅如此，在中国经济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普遍性的“民生”改善也比较困难。
“平等”和“民生”方面的成就都再难以取得，意味着中共持续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有所动摇。在“民主”和“自由”仍为禁忌的情况下，中共的做法是选择自我整顿和建设，以此争取民心。其反腐、党建、依法治国之举，都可归为此类。不过，这些并不直接涉及民众权利，因而其效果较为有限。
事实上，执政者在“民生”和“平等”层面仍有部分潜力可挖，而且也确实投注了较大的精力。这也就是解决部分群体的贫困问题。不久前，中共将将 2016年定为“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习近平在执政之初就提出“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其中之一就是在中共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这被认为是本届领导集体的一项标准。届时，即使不能绝对完全地实现，也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与之相关的是，保持经济持续调整增长，也是当下执政者的一项已投注巨大精力的事项。
解决当下中国存在的腐败、特权、环境恶化、医疗、住房等矛盾问题，有助于降低执政警戒线，使政权能够承受更大压力。不过也要考虑到另一点，也就是在经历过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中国社会整体形成了适应这种高速度的惯性，民众也普遍拥有很高的预期。不同阶层都不得不逐渐适应这种中高速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而这一过程并不好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