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越南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20日至28 日举行，在大会选举前，越南官媒警告称，各种敌对势力和政治机会主义分子活动越来越猖狂，特别是在互联网、社交网络上都充斥着颠覆越共领导地位、动摇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宣言多元化的声音，甚至不少人担忧越南总理阮晋勇的上台，很可能会让越南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否实行三权分立被认为是越南有颜色革命危机的突出表现。考虑到此前越共已在十一大报告中删除社会主义特征中的“主要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基础”以及2014年越南大规模反华运动中，阮晋勇要求抛弃社会主义的因素，甚至越共内部也有呼吁越南实行三权分立、多党制的呼声，越共的确有发生颜色革命的危险。但是，越共是不是到了变天的时候了？
“公有制”字眼消失意味着什么
认为越南即将发生颜色革命的说辞并非空穴来风。虽然越共总书记阮富仲21日在开幕式上的报告中称，革新事业30年来，越南取得巨大成就，证明了越共革新路线的正确性和创造性，证明越南的社会主义道路符合越南实际、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从阮富仲的表态可以看出，越共认为其革新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的。
但是，有关越南是否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议并没有休止，最大的原因莫过于越共十大将九大通过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中规定越南社会主义特征中的“主要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基础”，改为“以现代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高度发达的经济”，越共十一大报告则仅在“生产关系”之前加上“进步的”。
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区别与资本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但是，他们通过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论述来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其中一条特征就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
越共将“主要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基础”删除，不少人认为越共抛弃了社会主义。那么，真的是这样吗？如果越共早在十一大就已经变天，为何国际社会还将越南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先从越共的表述看，越共将“主要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基础”变成了“以现代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进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高度发达的经济”，越共此前将关注点放在了“主要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基础”，是一种原则性的说法，更为具体。而越共在十大和十一大上的表述内容更加宽泛，没有排除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可能性，强调了只要是进步的、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都可以拿来用， 其中自然也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制，甚至也可以包括私有制。
越南共产党第十二次党代会
自2000年越南取消私营企业注册限制以来，私营经济迅速发展，越南工商会主席武进禄表示，2013年，越南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为45%，2014至2015年，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增至 50%，而现在国有企业所占越南GDP只有40%。在越南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大会文件首次出现“私营经济系越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和“越南将为私营企业创造便利条件和发展动力，提高越南经济竞争力”等内容，更是可以看出越共对私营经济发展的重视。
越南私营经济发展劲头的确比国有企业猛，可这并不意味着越南国有企业的“出局”。目前，越南国企主导很多重要的经济领域，国企占全国电力和油气产量的85%，电信服务的90%，金融信贷服务的56%。虽然越南对国企进行股份制改革，但是进展缓慢，这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企在越南“老大”的地位很难撼动。即使在股份制改革中，外国投资者和私有者可以控股国企，但是，在银行、电信等关键领域，越南的国有企业仍占有主导地位，阮富仲在十一大上明确表示，要保证国家控股的银行占主导地位。越共不再明确提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确引发一些担忧，但是，从越南国内来看，只要国有经济仍把控国家重要的经济命脉，越共变天的可能性就不会存在。
差额选举卡壳
越共自在北方建立政权起，其政治生活就相对健康规范，五年一次的党代会，会议安排时间、会议议程已经高度“格式化”。越共十二大的文件草案早在去年9月已经公布。去年年末越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十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下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提名人选。会议以“民主和坦率的方式进行”，高票通过越共第十二届任期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提名人选名单，并表决通过了属“特别情况”参选连任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的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内的提名人选名单。“特别情况”的出现是越南政局不会动荡的一针强心剂。
越共十大时，党的总书记在形式上似乎没有进行差额选举，但实质上已经进行了差额选举。在把最后的候选人名单提交给政治局之前，先在160多名中央委员中进行了有差额的投票，之后只将得票最高的人选提交给政治局再进行等额投票。但越共十一大开幕后，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换届选举采用的是公开的差额选举。但是当时越共总书记产生的程序细节，没有任何官方报道披露。这与中央委员高调而细致的民主形成鲜明对比。越共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在越共十一大止步突然止步。
越南核心领导层被认为是“四驾马车”共同管理：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政府总理。从1991年越共七大开始，中央政治局委员即铁定包括国家主席、总理、国会主席三人。尽管越南国会代表选举同越共中央委员选举一样，被认为是颇为民主的大比例差额选举，但国家主席、总理、国会主席三个职位与越共总书记一样，至今未有差额选举的迹象。
此前越南政治改革的最大突破，莫过于总书记实现差额竞选。而这一职位，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乃是讳莫如深，无人敢对其产生方式提出更改。但从越共十一大对差额选举的摒弃，越共十二大之前越共通过属于“特别情况”的人事名单看，差额选举不会短期推行到党内的最高层，选票并不能说明一切。最重要的政治人事还是通过秘密协商进行的。在改革中谨慎的越共，因为激烈的政治变革发生政权变动的可能并不是很大。
自胡志明始，越共代际更替多，新老元老健在者多，由此形成了更多的互相制衡的势力。在人员构成上，越南形成了南方与北方派系、技术派与意识形态派系的平衡。越南的各个派别实力均衡。缺少强势领袖，使越南总书记的产生必然是各个层面角逐的结果，而非靠选票。这种分散的权力，可以足够制衡党内的亲美和平演变派不会占据绝对的主导。
这意味着，不论任何一方有动作，都要受到另一方的掣肘，因此，即便是激进的南方派会做出与社会主义相悖的动作，面临的结果就是很可能要被“拉回”。2014年越南反华风暴就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将981钻井平台开向与越南有争议的南海后，越南掀起大规模的反华运动，阮晋勇甚至称应该放弃中国和社会主义，但是，随后，阮晋勇就遭到反腐调查，阮富仲随后也紧急访华。从越共对此事的应对方式来看，越南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对于越共意识形态的讨论，早在越共十一大前就有激烈的交锋，尤其是在越共是否要坚持一党制的问题，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丁世兄明确表示: “越南不需要、而且决定不搞多元化或多党制。”2010年3月，阮富仲在访问印度时也是坚定地称：“我们实行的一党制是最有效的。”越共最高层如此表态意味着，他们已经就一党制达成了一致，并给越南定性，根本不存在实行多党制的可能。而在十二大前，实行多党制的说法再起也只是一时的公众舆论，在越共已经定调越南要由越共领导的前提下，这样的主张并不能产生太多的社会回响。
其实，越共新一任领导人的选出是其内部领导的结果，而越南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法权国家又何尝不是这样的道理？越共在十届十中全会上提出越南革新的总体方向，其中，在政治上，政治上，要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胡志明思想，目标是建成“有效力、有效果、有管理能力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不少声音认为越南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权国家就应该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实行三权分立的制度，但是，这样的声音都忽略了越共一个重要的表述“要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意味着，越南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建立是在越共领导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越共占据唯一的领导权地位。
正如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国家经历了不同的形态。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变种。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已经成为越南的共识，颜色革命危机其实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外部的和平演变不足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