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2016年刚开年，大自然就给了人类社会一个下马威。长期盘踞极北之地的北极涡旋便裹挟着千年的寒冰真气浩浩荡荡地向南方杀来。一时间，整个北半球都笼罩在“世纪寒潮”之下。
比这“世纪寒潮”还要寒冷的，恐怕就属俄罗斯的经济了。受西方制裁和油价暴跌的影响，2015年俄罗斯GDP萎缩3.7%，居民实际收入下降4％，意味深长的是，苏联解体前夕的1990年，苏联的GDP也出现了4% 左右的萎缩。在这样的背景下，4%更具命运转折点的关口意味。而统计数据的背后，经济的寒冬也是普通人所能体会到的，如何度过当前的经济危机成为笔者四周很多俄罗斯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花费收入的三分之二买食品”之类的言论则使人不由得回想起苏联解初期的混乱局面。虽然，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的俄罗斯人民在危机面前相对于别的民族表现出了更多的乐观和豁达。但经济危机对俄罗斯国计民生造成的损害已经是难以靠乐观豁达的民族性格就能够回避得了的。
经济危机的深入发展必然会导致政治危机，连给人以沉稳、干练印象，在民众中声望颇高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现在也不能稳坐钓鱼台了。一方面，一向以强硬示人的普京在2016年也坦诚经济危机对俄罗斯造成的伤害，并且罕见地利用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的不景气为自己开脱，表现出了少有的“软弱”。
另一方面，反对普京的力量也表现得不依不饶，比如1月13日，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发表题为《普京执政16年的总结》的文章，抨击普京的政策使俄罗斯错失了发展良机，而俄罗斯共产党等左派政党更酝酿在2月5号到6号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普京游行，虽然在俄罗斯并不缺批评政府的文章和反对政府的示威游行，但在经济危机空前加深，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当下，这些文章和游行必然会在更多俄罗斯人心中产生共鸣，而这种共鸣必然会增加俄罗斯政局的不稳定性。
有些出乎人们意料的是，面对这样空前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普京却有“闲心”拿92年前已经离开人世的革命领袖列宁开刀。在1月21日列宁逝世纪念日当天，普京就宣称“列宁的思想导致了苏联的解体”，1月25日，普京又宣称列宁按民族划分行政区在国家埋放了“定时炸弹”。众所周知，普京在上台之后一直奉行人民团结和民族和解的政策，部分纠正了叶利钦时期对苏联革命领袖和领导人的不公正评价，并因此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声望。因此他在如此短的间隔内对列宁大加挞伐是十分罕见和不同寻常的。
作为一名政治家，普京的任何公开言论和活动都包含着政治目的。首先，长期低迷的经济必然会削弱普京执政的合法性，其次经济的低迷导致的国家税收、国有企业利润的减少也削弱了俄罗斯政府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掌控能力。这两种情况导致了两种结果，一方面，执政合法性的削弱使普京反对派的实力大增，而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以共产主义为代表的各种左翼思潮影响力大增则几乎是常识，另一方面，政府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掌控能力减弱，必然会削弱俄罗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掌控能力，加剧地方的离心倾向，使本就脆弱的俄罗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更加脆弱不堪。
目前，俄罗斯反对派兴起和地方实力派离心的趋势已经表现得很明显，而共产主义思想和民族自治制度是列宁留下来政治遗产。普京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如果承认当前的政局不稳是由于经济低迷造成的，则等于承认自己经济政策不力，为反对派和地方实力派提供进一步削弱自己力量的口实。而如果他将当前的政治危机推到列宁的政治思想和建立的政治制度的身上，既可以压制左派反对派（这是普京在政治上最大的敌人），又可以进一步名正言顺地打压地方实力派，同时又撇清了当前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关系，并把当前政治经济危机的责任推到一个死人身上，可谓一石四鸟。从这一事件里我们不难看出普京作为一名出色政治家的成熟和老道。
但是，普京对列宁的批判，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无助于当前政治经济危机的解决。
首先，在笔者之前的文章（普京削藩，为俄罗斯埋下定时炸弹）当中已经提到过，俄罗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不是列宁民族政策的结果，而是沙俄的扩张侵略和对征服地区人民的压迫政策的结果。十月革命以前的俄罗斯俨然是一座民族监狱，加之沙俄军队在一战战场上节节败退，俄罗斯已经达到崩溃的边缘，各民族被压迫人民对于沙皇专制和封建领主制的不满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俄罗斯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基础已经崩塌，要维护俄罗斯的统一必须建立全新的政治基础，而列宁通过支持各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反对沙皇、资产阶级政府以及封建领主的斗争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被压迫民族翻身之后的自由联合，俄罗斯才找到了维系其国家统一的新政治基础（苏联），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也充分显示出了这种制度的优越性。
而自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列宁的民族政策被否定，导致主体民族和其它民族的关系日趋紧张，特别是1990年，俄罗斯联邦独立建国（1990年前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不设中央机关，俄罗斯联邦的所有省级行政单位直属联盟中央）后，将各加盟共和国上交中央财政的收入截流，导致国家计划被彻底打乱，致使当年苏联经济出现了4%的负增长。
尽管如此，在1991年举行的苏联全民公决中，中亚的加盟共和国支持保留联盟者仍高达90%以上，在“819”事件当中，中亚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支持者，而叶利钦掌权之后就伙同乌克兰、白俄罗斯的领导人私下签署了肢解苏联的《别洛韦日协定》。因此，与其说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是列宁的民族自治政策造成的，不如说是“俄独”，或者“斯拉夫独”对兄弟民族抛弃造成的。
其次，面对当前的政治经济危机，普京需要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他对列宁的否定显然招致左派力量的不满，而他否定列宁的民族政策又被视为进一步“削藩”的信号，直指地方实力派。虽然苏联解体已经二十多年，但是俄罗斯的左派仍然是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地方实力派更是在地方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普京在自身力量不足的情况下仍然“两线作战”，其后果可想而知。
目前，俄罗斯左派已经对普京的言论表达了强烈不满，准备通过各种方式向普京施压，而地方实力派虽然目前按兵不动，当然他们也无需再动，因为俄罗斯中央政府目前管理制衡地方政府的能力已显不足，但显然，他们不会再对普京绝对信任，因此它们成为了普京继续执政的隐患，成了真正的“定时炸弹”。
因此，普京在这个时候出来否定列宁，一时可能会起到压制反对派，稳定政局的作用，但长期看来隐患无穷，并非明智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