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万圣节打开了潘多拉的匣子
2015年11月9日，上千名耶鲁学生拉着“我们走了出来；我们就在这儿；我们不会离去；我们被爱着（we out here; we’ve been here; we ain’t leaving; we are loved）”的横幅，喊着口号，绕着校园游行。参与者形形色色，黑人、白人、拉美裔、亚裔，本科生、研究生、教工、教授，表达与少数族裔（白人以外的族群成员）同进退，抗议校方未给予少数族裔足够的支持，保护他们免受种种歧视的侵害。这次游行由万圣节时的两个独立事件引发。其一，针对之前学校跨文化事务委员会所发布的、提醒同学们在万圣节派对中避免某些可能冒犯或伤害少数族裔的着装（比如白人涂黑皮肤装扮成黑奴）的通知，耶鲁本科学院之一 Silliman College的副院长Erika Christakis给同学们发电邮，强调校方不应以照顾少数族裔情绪为由，限制学生的着装自由；其二，有一名黑人女生试图进入一个万圣节学生派对，却被告知该派对只欢迎白人女孩。
游行拉开了校园各方激烈的观点冲撞：少数族裔在学习生活中是否遭到了广泛、严重的歧视，还是说只不过存在极少数、孤立的歧视事件？即便某些言谈行为可能给少数族裔带来伤害，这是否构成限制言论自由的充足理由？如果少数族裔感到被忽略、被边缘化，是否应该对全校师生施以尊重多元文化的强制培训？就这一系列问题，课内课外以及各种专门就此召开的座谈会中慢慢分出了针锋相对、各不相让的两派观点。
一方面，以少数族裔学生为主力的各种学生组织罗列证据，力陈耶鲁无所不在的种族歧视，并向校长宣读一系列要求，包括至少将一门种族相关课程列为必修，辞去Nicholas Christakis与Erika Christakis夫妇作为Silliman College院长和副院长的职务（Nicholas之前因妻子的邮件而与学生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一些教授联名发表公开信，支持Christakis夫妇，反对以尊重多元文化为由限制言论自由。很多学生也对强制修习种族相关课程表示怀疑或反对。
各大媒体在报道事实的同时，在这场争议中也纷纷站队。比如《高等教育纪事报》的一篇评论《当言论自由成为政治武器》大力支持学生的诉求，而《大西洋月刊》的长篇报道《学生运动的新的不宽容》则批评学生们小题大做，不能容忍一点异议。
无论如何，随着考试周的到来，耶鲁校园似乎恢复了一如既往的节拍。同学们为考试挑灯夜战，学校为了缓解同学们的学习压力，在图书馆放置了节日糖果、餐厅里张贴着激励标语、健身房安排了减压瑜伽。由万圣节着装引发而席卷全校的、关于少数族裔处境的激烈争端悄然淡出大家的关注域。圣诞长假继续装点着校园的宁静祥和。当新学期到来，大家会不会趁着节日的愉悦，轻描淡写地带过之前发生的一切？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历史上大多数有着深刻关怀、一时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终究沉寂无果，而我希望耶鲁这场微缩型的学生运动却能成为例外：希望它不仅能开启对精英教育、平权政策等问题更深刻的反思，并带来至少从自身开始的实质改革。安宁的假日不应成为遗忘的借口，倒可作为反思空间。
我作为一名在耶鲁学习的国际学生，带有女性和亚裔的双重少数身份，深入参与了这场争辩斡旋，目睹了学生们的忧伤、愤怒，校方以及相关教员的困惑、不解。我深信这场争端不是学生们的小题大做，但我也认为目前的两派对立观点往往立足于一些过于简单化的二分。只有走出这些具有误导性的二分，我们才能清晰透视少数族裔方方面面的困境，厘清言论自由与尊重个体之间的平衡，重审各方在改善少数族裔处境中可做的积极努力。
没有种族主义者，我们却遭遇四面伏击
在整个美国大背景下，赤裸裸的种族仇恨和歧视行为时有发生。2015年6月，白人至上主义者茹夫闯入查尔斯顿的一所教堂，开枪杀死九名黑人，举国震惊。剖析并有效杜绝明目张胆的种族仇恨和歧视依然迫在眉睫，但因本文选择的切入点（即大学教育中少数族裔的处境），以下讨论往往无涉这种鲜明的种族主义，而聚焦在更微妙的种族问题。回到耶鲁的校园风波，在目前互不相让的两方中，一方认为耶鲁整个笼罩在种族主义之下，另一方认为种族歧视即便存在也不过是极个别行为。留心倾听少数族裔的种种切身困境，会觉得两方看似各有道理。这些故事中几乎都没有倨傲不恭、面目可憎、恶言相向的种族主义者；相反，所有人大都好心好意，即便略有些考虑不周。虽然如此，少数族裔学生却在学习生活中感到四面伏击，举步维艰。综合考虑各方立场后，我深信仅仅因为找不到传统定义下的种族主义者就认为不存在种族主义，其实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我将结合我所了解的信息，以少数族裔的口吻，从四个方面总结少数族裔在校园学习生活中的困窘局面。
我们面目模糊
一位黑人女生Michelle，入校两年来，与她的学院辅导Elizabeth（一位白人女教授）建立起了非常亲密的师友关系。Elizabeth是她忠实的倾听者，也会在她在学习生活中的诸多关键选择上给予有益的指导。Michelle是耶鲁黑人合唱团的成员，她邀请了Elizabeth来观看她们感恩节演出。演出进行得很顺利。结束之后，Elizabeth的一封友好的电邮却给Michelle带来了不小的困扰甚至怨愤。
Elizabeth在信中写道：“亲爱的Michelle，我今晚从头至尾观看了你们合唱团的整场演出，却怎么也没找到你的身影。你今天身体不舒服所以临时决定没有参加演出么？”
其实在整个演出过程中，Michelle都站在合唱团的第一排；正因此，她倍感失落：“当我站在一排排的黑人中间，即便是两年来与我亲密相处、对我关爱有加的Elizabeth竟也认不出我来！”面对主流白人群体，深感自己在人前人后面目模糊，难以作为独特个体而被认识、认可，是少数族裔共有之痛。
一位音乐学院的亚裔博士研究生正在为一门上百人修习的音乐鉴赏课担任助教。这位博士生来自加州的一个中国移民家庭。她出生在美国，几乎不会说中文。一次在与教授关于课堂组织的交谈中，教授对她说：“我们班上的几位亚裔女同学长得实在太像了，我根本无法分辨她们谁是谁。你能帮忙辨识么？”教授虽无恶意，却让这位助教非常尴尬。首先是因为他自陈无法辨认亚裔的面孔，另外也因为他下意识地把这位来自移民家庭的亚裔研究生当作“她们亚洲人”，所以可以帮他分辨亚裔个体，而不是“我们美国人”——（在想象中）以白人为主流群体的社会单元。
人们易于识别与自己同族群的个体而难于识别与自己不同族群的个体，是在心理学领域已被确认的普遍现象，被称为“跨种族认知缺陷”（cross-race recognition deficit，参见Meissner & Brigham 2001）。教授不能分辨少数族裔学生本身并不意味着教授忽视少数族裔。研究表明，即便特意克服，这种缺陷也难以消除。
但这样一种不带恶意、本身不偏向任一族群的认知模式却在实际生活中对校园里的少数族裔带来显著不利。学生和教授绝大多数是白人；当他们认不出我们的时候，他们便会在提问环节、课外社交等场合有意无意地绕过我们，一则因为没有个体身份的黑人、亚裔面孔本来不会引人注目；二则一旦四目相对，对方要么尴尬地一遍一遍询问我们的姓名，要么嬉笑掩饰又已忘记我们姓名的事实。人们很难在这种焦灼的交往中对我们产生认同甚至好感，并进一步与我们建立更深的师友关系。久而久之，我们作为少数族裔所获得的学业、生活上的帮助和支持相较别人便会落下显著的距离，而且饱受难以为人所知之苦。
我们没有自己的叙事
耶鲁大学本科教育一特别之处在其为期三年的Directed Studies项目。入选这一项目的小撮本科生，在长达三年时间中，由本校文史哲最优秀的大腕教授系统导读上起希腊罗马、下至二十世纪深刻影响西方文明的经典文本。这一项目被广泛认为是博雅教育的成功典范。每年申请者众而入选者少，使这一项目的参与者即便在耶鲁本科生里也像天之骄子。
然而，黑人女生Naomi却在入选不到一年后要求退出，因为她的声音、她的关怀在Directed Studies中找不到一席之地。在读《联邦党人文集》时，她要求讨论当时围绕奴隶制去留问题的辩论以及各方妥协在宪法中留下的遗祸。教授拒绝了她的要求，原因是“这无涉最关键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州权与联邦权、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制衡”。后来她又质疑为什么Directed Studies中研读的都是白人、男性，难道黑人、女性没有值得阅读的经典文本？进而，她质疑为什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无比国际化的耶鲁校园，Directed Studies只局限于所谓西方文明？
Directed Studies不同于英语系、东亚系等旨在专攻人类文明一个侧面的院系；它自称传递人类文明之精髓，培养博大、开明的心胸，但它似乎不加反思地接受了西方 -男性中心主义：白人男性的东西值得所有人阅读，同时他们不必阅读其他任何人的体验和思索。而且，它还强化了西方-男性中心主义：当它把女性和少数族裔作品排斥在经典之外，这些独特的视角、往往是批判的视角便进一步被忽略遗忘。
虽然美国是一个多元的移民国家，但在由主流话语建构出的想象中，美国与欧洲一脉相承，根底上是欧裔白人建立的国家。在这种主流文化叙事中，黑人、印第安人、拉美裔、亚裔等等各占有一块文化自留地，虽各带有自身的亚文化独特性，但这种亚文化本身又不断被主流文化标签化、单薄化，比如在主流话语中亚裔被视为聪明勤恳的外国人——无论我们是多少代移民，而黑人群体则被视为懒惰、贫困和犯罪的基地，不断拖后腿和制造麻烦的自己人（参见Kim 1999）。
由于少数族裔的存在和生存状态不断被主流文化阐释、建构，少数族裔在社交生活中往往有一种无法排解的异化感：“我明明不是你们看到的那个我，但我不知道怎么向你们传达一个真实的我！”因为在社交境遇中，人们总是带着各种预先存在的文化预设（比如，黑人男性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亚裔女生腼腆、矜持，喜欢做饭）来审视少数族裔，易于接受与他们预期一致的印象而过滤掉与他们预期相冲突的印象。在西方-男性中心主义、美国主流话语体系下，少数族裔、边缘群体的体验和思索要么被削足适履地纳入其中，要么被置于晦暗不明的沉默之中；无论怎样，似乎有种隐形的消声器剥夺或篡改了我们的独特声音。
我们始终不是“精英”
各种对少数族裔的文化预设不仅常常掩盖了少数族裔的个体独特性，而且往往带来更直接、严重的伤害。对黑人的刻板印象危害尤重：“即便我是耶鲁学生，甚至教授，我的种族身份似乎在不断提醒我，我不属于这个精英群体；我永远属于我由之而来的那个懒惰、贫穷的犯罪基地。”不少黑人女生说道，当她们在学生食堂用餐时，经常有不认识的同学把她们当成食堂工作人员，把吃好了的脏盘子递给他们。
不少黑人男生则说道，当他们跟白人同学在校园里行走时，校园巡警往往独独将他们挑出来检查学生证。去年一月份，耶鲁本科三年级的一名黑人男生在从图书馆回家的路上，因为被当作了嫌犯，被警察用枪威胁着趴在地上接受盘问和检查。另外，当黑人同学面对心理困扰而去求助学校心理咨询师时，他们常被问到其他种族同学不会被问到的问题，比如“你是否酗酒”。
Charles是耶鲁大学应用物理系五年级的博士研究生；与他的绝大多数实验室朋友不同，他是一个大块头的黑人男生。他说，这五年来记不清有多少次，他被别人误当成学校保安、收拾垃圾的，甚至危险疑犯。最近一次，他与他的白人同学走在校园周围的路上，一个人怒气冲冲地对他走来，指着他身边一辆校园设备维修车，呵斥道：“你怎么把车停在路中间？你马上移开它！”是的，保安、餐厅服务员、学校维修工、清洁工等等绝大多数都是黑人，而教授、学生中只有极少数是黑人，因此人们习以为常将身边的黑人视作前者而非后者。
黑人同学面对的刻板印象不仅使得他们在社交中常被错误认知，同时使他们的天赋、才能难以自由舒展、获得承认。一方面，人们往往认为他们能力不如别人。Imani是一名二年级的黑人女生。在一次聊天中, 一个白人男生对她说：“我的白人妹妹跟你的成绩差不多, 但她肯定进不了耶鲁”——暗示Imani能进耶鲁不过因为她的种族身份，受到了平权政策的特殊关照。
这种偏见在主流社会中普遍存在。研究表明，即便真诚相信种族平等的大学教授，在面对两份内容完全相同的简历（只是一份标着白人惯用的名字，如Emily或 Greg，而另一份标着黑人惯用的名字，如Jamal或Lakisha）时，仍旧显著地更愿意给白人申请者面试的机会、更高的起薪、更多的培养（参见 Bertrand & Mullainathan 2004）。
另一方面，面对这种普遍存在的、“黑人才智不如人”的刻板印象，黑人同学往往因此落入预言自我实现的心理机制，从而进一步确认、强化人们的这种刻板印象。这种现象称为“刻板印象威胁”（stereotype threat），即当人意识到她所在群体留给人们的刻板印象时，她更可能表现出符合这些刻板印象的行为。所有族群都受到不同的刻板印象威胁。一份有意思的研究表明，小学和中学的亚裔女孩，在进行数学测试前，（相对于对照组而言）如果被刻意提醒她们的亚裔身份，她们的成绩会有显著提高，而如果被刻意提醒她们的女孩身份，她们的成绩便有显著下滑（参见Ambady et al. 2001）。
对比以上研究（亚裔女孩所面对的刻板印象威胁有着正负两面的影响），黑人同学在学业上面对的刻板印象威胁可以说彻底是负面的。心理学实验表明，当黑人同学在考试前被刻意提醒他们的种族身份，他们的考试成绩会显著下降（参见Steele 2010）。这绝不仅仅体现在考试上，课堂发言、论文写作等任何时候，当我们“才智不如人”的刻板印象被唤醒时，我们都可能因手足无措而表现更差；久而久之，这不断强化、加深所有人（下意识的）“少数族裔的确才智不如人”的偏见，从而继续蚕食我们的自信和尊严。
撇开被错误认知和刻板印象威胁，在精英群体中缺乏与自己身份相同、惺惺相惜的模范本身就是少数族裔同学的另一刻骨之痛。根据校园中的一份张贴画，耶鲁的黑人教授数目以一个世纪百分之一的龟速从1701年的百分之零增至2015年的百分之三。虽然教授们都能跨种族地指导学生，但在一个种族非常不平等的社会，种族身份之隔往往意味着教授难以对少数族裔的切身困难感同身受、惺惺相惜。而且，教授多是白人这一事实对少数族裔传递出强烈的“不祥预兆”：“即便我潜心学习，像耶鲁教授这样受人尊重的职位将来也不会对我敞开门扉！”（参见Cole 2016）
重新定义种族主义
上述讨论远未穷尽少数族裔在学习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但我希望，它们足以说明同学们的抗议、诉求不是空穴来风，也非小题大做。即便明显的种族歧视在校园里只是极个别的现象，由于主流话语对少数族裔的扁平化理解，以及整个社会中不同种族处境的巨大差异（尤其是黑人群体的贫困、挣扎），少数族裔的校园生活着实笼罩在系统、弥漫的种族不平等之中。面对这种往往是无意、无声，却无所不在、无限累积的不平等，对种族主义者的传统定义（即有意识地认为不同种族有优劣之等，并存心区别对待不同种族）几乎丧失了解释力和批判力。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对之重新定义：所有无视、默许或因无所作为而进一步加深目前已极为严重的种族不平等的人，无论她存心与否，都应被视为种族主义者；而所有无视、默许、加重种族不平等的制度安排、机构组织等都应被视为种族主义的具象化。
在种族主义无声泛滥的背景之下，仅仅靠正心诚意不足以使自己不沦为种族主义者，也不足以有效抗拒种族不平等。本文远不能探讨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有效对抗种族主义的方式方法，但我想回到大学校园，仅就在精英教育中如何改善少数族裔处境，尤其针对目前对立双方的分歧意见略作初步辨析。
首先，我认为尊重少数族裔与保护言论自由是同等重要的不同价值。撇开不论美国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是否过了头（在欧洲多国会遭查禁的仇恨言论在美国往往属于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保护的范围），耶鲁大学跨文化事务委员会通过电邮从道德上提醒同学们尽量避免会对少数族裔造成伤害的万圣节着装，丝毫不与保护言论自由相冲突。
因为道德上的自我审查或他人提醒完全不同于由某种威慑手段支持的行政审查监控：后者威胁言论自由，而前者却无害于言论自由，而且它本身诉诸人的良心自由。所以，Erika Christakis指责跨文化事务委员会限制学生言论自由是站不住脚的。
但从保护言论自由的角度而言，学生们要求学校辞去Christakis夫妇的院长、副院长职务却是不恰当的，这意味着让Christakis夫妇因言获罪（虽然不是法律惩戒）。要改善少数族裔在校园中的局促处境，重要的绝不是对Christakis夫妇（或有类同言行的其他人）进行行政处罚，而是广泛的、对种族不平等的认知、同情和积极改善。这只有诉诸所有人的良心自由、言论自由，通过不断的交流、磨合，给出确凿事实、有力论证方能达成。
第二，从实际政策上讲，我认为在高校师生间推行尊重多元文化、尊重不同种族身份的强制培训，比如告诉师生不要默认食堂里的黑人女性是服务员，不要默认亚裔都是中国人（很多日本和韩国留学生抱怨，走在路上，别人常对他们说“Ni Hao!”），很可能不仅没有效果，反而加重对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建构他们的弱者身份。而且被迫学习容易造成心理抵触，加剧对少数族裔的边缘化。
一种真正有效的教育是，每一位少数族裔成员都成为教育者，在日常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教导人们如何恰当地对待自己。当有人把我们黑人女生当作食堂服务员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对方：“我不是服务员，我是耶鲁学生”，还要告诉他：“请注意，校园里有很多黑人女生不是服务员，而是耶鲁学生。”
当有人对我们国际学生笨拙的英语表现出不耐烦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对方：“我的英语的确不流利，请耐心让我尝试把自己精细的论证讲明白”，还要告诉他：“对于母语非英语的留学生们，我们面临独特的语言障碍，我们需要耐心、鼓励才能自由舒展。”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带有少数族裔身份的人，让我们自己作为尊重多元文化培训的教师、教材，把我们的梦想、精进、困难不卑不亢、掷地有声地传递出去。
第三，如果少数族裔在师生中的比例始终徘徊不前，即便每一位少数族裔者都自觉地成为多元文化的教师、教材，也难以消除主流群体对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单薄理解。而且平等的教育机会本身是改善少数族裔在整个社会中的局促处境的重要杠杆。这意味着，当下在少数族裔已严重缺乏各种社会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的背景下，取缔高等教育中的平权政策（即在大学录取时，将申请者的种族身份作为众多因素之一加以考量，平衡择优录取和各种族成员实质机会平等两项原则），片面遵循择优录取的原则，将会是对平等理念的背叛。
在最近这次高院就平权政策存废的辩论中，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质疑种族多元化在学术领域中的价值，问道：“一个少数族裔学生能为一门物理课带来什么独特的视角？”这种发问背后的逻辑，恰恰是将教育和求知者工具化——求知者的价值取决于她能为学科发展带来什么独特的贡献——从而看不见平权政策真正回应的，是人作为求知者、自己的命运缔造者的平等权利。坚持平权政策，不是说平权无限优先，也不是目前的平权政策没有弊端和改善空间，而仅仅是陈述这样一个恒久的真理：教育不仅仅是培养优秀人才的手段；求知、治学，并以此改变个人命运、推动社会正义，是人之为人的普遍权利，因此也是教育事业给个人和社会最深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