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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到家乡已近午夜，父亲站在路边等我回家。新京报记者 兰斯 摄
父亲姓名：兰木春年龄：51岁
职业：某地农委一把手
很久以来，我对父亲颇有微词。因为我们家“不合身份”的寒酸。
作为当年的政坛明星，18岁从政的父亲当过地方大员，也主政过地方经济，面子上，是全家族光耀门楣的牌匾。 少为人知的是我们家的寒酸。虽然常被调侃为“官二代”，但“为官＝发财”的链条在我父亲身上失效了。三十年的职业生涯如今已至暮年，我们家依然挤在上世纪 90年代初的房子里。
每年春节，父亲的公车是全家族的回乡工具。去年，公车改革后，亲戚们都是开私车返乡，而我和父亲挤上客车灰头土脸地回去了。
父亲手握的权力没有带来过财富，这是我和母亲对他最大的怨言。但反腐大潮过后，父亲的生存智慧却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在清贫和暴富之间，父亲带着我们，选择了最安详的那条路。
1 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
船到桥头自然直。
2 用一个词总结父亲的2015：
如释重负。因为2015年比2014年过得好，2014年过得不容易。
3 2016年父亲的愿望：
希望儿子早点儿找个对象结婚。
车到家乡已近午夜。
父亲打来电话，“小李去接你了，他开的是他的私家车”。
小李是父亲的司机。在外漂泊十年，每年返乡，我都会在火车站看见父亲那辆黑色的公车。而父亲总有合适的借口能派出车接我，出差、开会或者考察。
但从去年开始，父亲中断了惯例，“你自己坐客车回来吧，单位的车一律不让用了”。
据说今年，精明的小李主动用私家车充当了公车，只要油钱报销就行。
打开小李那辆本田轿车的门，小李笑着说，“今年你爸又要找你谈谈了”。
这几年，父亲一直让我报考公务员，估计又是谈这事儿。
偶像
父亲曾是我的偶像。
我24岁时，是报社的菜鸟记者，在车祸和菜场里开始我的职业生涯。那年夏天，父亲每次来北京看我，都对我的T恤裤衩头疼不已，“参加工作了还穿成这样，像什么话？”
父亲24岁时，已是乡镇党委副书记，按照今天的时髦术语，他是县城政界的政治明星。我常想象那时的父亲戴着茶色眼镜，穿着布料缝出来的西服，规划着一个镇的未来。
“你爸有能耐，像你这么大时，他能带着几百个农民去修水利，没人敢不服他”，奶奶见我就说。
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从高校毕业，被分配回家乡的镇政府。从科员开始，父亲在镇政府开始了仕途：宣传干事、组织科长、副镇长……
于是，我幼年的记忆和政府公车密不可分。最早是开着政府的大吉普车出去旅游。后面的车厢空荡荡，我趴在墨绿色的车窗上，辨认窗外路过的货车。
后来是一辆白色桑塔纳。那是我年幼时最大的自豪，那时候，轿车是奢侈品。坐在副驾驶的父亲摇下车窗召唤我，我跳着离开步行的队伍钻进轿车，骄傲着向小伙伴们挥手。
父亲也是大家族的骄傲。每年春节回家，政府指派给他的公车，就变成了全家族的交通工具。车开进那个小村子时，就变成了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全村人侧目而视，我趴在车后窗，看村里的顽童们跟着车屁股跑。
我跟着父亲的公车一起长大，小学时坐桑塔纳，初中时坐桑塔纳2000，接着是帕萨特和丰田……
寒酸
“你过时了”，只有去年除夕夜，我的顶撞没有惹来不欢而散。父亲突然哑了，坐在沙发上，很久没有说话。
那个夜晚，他一直在玩“愤怒的小鸟”，而我从游戏声音听出来，他一直被堵在相同的关卡。
“有权比有钱重要，有钱比有名重要”，这是父母对我的教育。我曾深信不疑。
直到八项规定越来越严，父亲再也不能用公车来接一大家子的亲戚们。去年除夕一大早，父亲给亲戚们打去电话：“今年你们自己坐客车回老家过年吧。”
“我们自己开车回去。”
他们都早已买了私家车。最后，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坐着客车回到了乡下。为官数十年，我们家居然渐渐成了亲戚里的破落户。
村里停满了各式各样的私家车。拎着黑色塑料袋从客车上挤下来时，我恍惚觉得有些羞耻。
我问父亲，“咱们家不买辆车吗？”
父亲不说话。
父亲已没存款再买私家车。我家的房子至今还停滞在20世纪末的模样里，铺满过时的蓝花瓷砖，和翘皮的墙纸。
直到我读大学，我们家才有了第一台空调和电脑。离家读书前，一个第一次到我家做客的叔叔一脸愕然，“书记家里这么寒酸”。
账本
我家有个账本，父亲每退回一笔礼金，他都会在账本上记下来，贴上退款的银行单据。高峰时，每年都能记下两三本。
2004年，我和父亲一起算过全年的账本。那一年里，我父亲退回别人送的购物卡和现金就有接近30万，还不包括无法换算成现金的土特产和玩具等。
当年的“政坛明星”，如今的外号是“常青树”。“常青”，因为父亲会算政治账。
“如果我不把这些钱退回去，恐怕没过多久我也会出事。”父亲说。
28岁时，父亲成了某实权部门的一把手，至今，历任无数次换届，也遇到过手下集体腐败被纪委调查的危险时刻，但父亲始终清白不倒。
可那，也是他人生的最高点。每年要提拔，父亲的名字都名列榜首，热闹过后，父亲注定名落孙山。“我是个民主招牌，没有我，群众会说不公正，这么好的人不提拔，但上面没人，不可能提拔到你。”
二十年如一日，父亲如履薄冰地当着常青树。父亲说，“官场生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不去当任何一根绳上的蚂蚱，但也不至于一下就被弄死”。
明面上，父亲依然风光，但我们的生活渐渐只有一个面子。春节回家，要盛装奔赴各类应酬和饭局，父亲同僚的家族产业越做越好，开礼品店专供政府，凑上房地产泡沫开发房产，弄几个互联网项目忽悠政府经费，只有我们家，靠着父母的工资奖金。
因为坚持不开窍的官场智慧，母亲和父亲陷入过无止境的争吵。
我从没责怪过父亲。几年前，父亲决定每个月都从自己的工资里支出一部分，给一个勤勉一辈子的老临时工发养老金。老人上门感谢，我单独接待了他，他拍着大腿说，“孩子，你爸真是个大善人，可他怎么就升不上去呢？”
英雄
我始终不清楚，在公车所带来的荣耀感和晋升无望的挫败感之间，哪一个对父亲的影响更多。他成了家族的牌匾，亲戚家的红白喜事都一定要有父亲的出场，亲戚子女的工作，都要父亲出面来解决。
但除了这些，家庭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并且，随着退休日期的临近，财政日益成为父母心头的头号隐患。
几个月前，我的几个童年玩伴，同为家乡的官僚子弟，组织了一次出国游。接过父辈的枪，他们都是各个机关单位的公务员。他们得意地建了个微信群，玩笑夸张而狂妄，“能进这个群的都是太子党”。
我不屑于此，但我难忘在饭桌偶遇时，父亲望向我的眼神，那分明是责怪我，我原本可以留在家乡，和他们一样，成为标准的官宦子弟。
这几年来他坚持要我考公务员，变成北京某部委里的秘书“小王”，理由依然是个面子，“隔壁家在公安部上班的孩子，春节回来政府都要专门接待”。
去年除夕夜，是我和父亲第一次达成一致。
原因很苦涩。去年是父亲最后一次冲击提拔的机会，有内部人士言之凿凿，上头今年表态要提拔父亲。有一个月，父亲每天都给我电话，说说提拔之后的工作规划。
年底，不出意外地，父亲又一次失败了。他颓唐地意识到，自己攀登事业巅峰的努力到此为止。他告诉我消息时，我说：“我不想像你，给别人当孙子，一辈子为别人活”。
沉默了一会，父亲答了声，嗯。
“回头想想，我的人生也算圆满。”父亲说。
去年，一个和父亲私交不错的省级官员突然落马，父亲去探望了他病倒的母亲。 回来后，他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们良心上不亏欠什么，不发大财，但一家人日子过得舒心，如今反腐越来越深入，没想到活到现在，大家终于平等了”。
午夜，父亲又在路边等我，我却什么也不想说。在我内心里，哪怕他不再是偶像，也始终是我的英雄。
除夕夜快乐，愿父亲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