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亚投行2月5日公布副行长任命决定，来自英国、韩国、印度、德国和印尼的五位代表成为亚投行副行长，除了关注亚投行的运营管理细节之外，也有眼尖的媒体注意到，身为第三大股东的俄罗斯没有在亚投行获得任何管理职位。
2015年6月，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Andrei Denisov）曾公开表示，俄罗斯将在亚投行当中获得关键性职位，“俄罗斯至少将名列亚投行参与国中的前五，所以这将量化为适当的投票权和银行管理层中相应份额的职位，这是银行界的常见做法。”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俄罗斯在亚投行中占股达到5.92%，名列第三大股东，然而最终俄罗斯却成了前五大股东中唯一无缘副行长一职的国家。
最近几年俄罗斯与中国在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众所周知，为何在亚投行问题上，北京却不肯给俄罗斯这个面子？
俄罗斯对亚投行的重视程度一直是个问号，对于北京而言，亚投行并非政治工具，而寄托了更为宏大的愿景
遭英国“插队”？
1月中旬曾有传闻称未能如愿获得亚投行副行长职位的国家是印度，当时印度财政部代理部长沙尔马（Dinesh Sharma）曾对外透露，印度无意就此对中国或亚投行施压，因为“亚投行决定要为这些岗位聘请最合适的候选人，而不是按照国家控股比例简单地分配它们”，从这一遴选标准来看，事情已经与最初俄罗斯的设想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
最终获得职位的五位副行长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人选当属来自英国的亚历山大爵士（Sir Danny Alexander），除副行长外，他还兼任董事会秘书职务。与其他有资深多边国际银行工作经验的副行长不同的是，年仅43岁的亚历山大爵士上一份工作是英国财政部首席秘书，现任英国财相奥斯本的得力助手。《金融时报》此前有报道称，北京对英国的这一安排并不非常满意，已经与伦敦展开沟通，因为亚历山大本人运营国际银行的资历不够，“英国应该推出更有权势和更有经验的候选人给亚投行”。
这种表态传达出清晰的潜台词：尽管对英国提供的人选不甚满意，但确定无疑的是，有一席副行长职位要留给英国。英国在亚投行中的控股比例并不高，仅有2.91%，名列第九，英国的“插队”意味着几家大股东中势必有人将要“出局”。
英国对于亚投行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2015年3月，正是英国的突然“倒戈”引发了欧洲乃至世界各国加入亚投行的热潮，甚至还导致美英之间一度出现摩擦，而英国加入亚投行的决定，则与其财相奥斯本的大力护航有着直接关系。这位英国财相自上任以来大力推进出口，加强英中双边关系已被其列入内阁大臣任期内的第一要务，如果考虑到这一点，作为奥斯本得力助手的亚历山大爵士的入选就变得顺理成章。
而这并不能认为是“暗箱操作”。作为世界金融中心，英国在管理和运营国际金融机构方面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经验和优势。而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国际金融机构，特别是在中国以及其他参与亚投行运营的亚洲国家缺少相关经验的情况下，英国对于亚投行而言无异于一位“高级顾问”，这也是英国所掌握的比资本投入更加关键的谈判砝码。
俄罗斯自身硬件不足？
同样难以忽略的还有俄罗斯经济近期的惨淡状况，2015年，俄罗斯银行业利润缩水三分之二，2016年开始仅不到40天，俄罗斯国内已有8家商业银行遭央行吊销执照，2月5日亚投行副行长人选宣布当天，俄罗斯媒体刚刚曝出多家中资银行在俄罗斯境内大规模撤资的消息。包括俄罗斯财政部和央行在内，多家专业机构对俄罗斯经济给出了长达数年的悲观预测，全球范围内，俄罗斯已经成为主要经济体中情况最为严峻的国家之一。
俄罗斯与国外的经贸金融合作也因为国内经济的严重衰退而受到多方面冲击，2013年以来的中俄经贸大单几乎没有“落地”者，其中包括被视为对接“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的莫斯科-喀山高铁，与其他国家的海外投资项目也因为变幻不定的外交局势而连遭打击。
而俄罗斯对亚投行的重视程度一直是个问号，不难回忆，2015年春天在亚投行招募成员之初，甚至在欧洲多国已经纷纷选择入伙以后，俄罗斯对亚投行仍然保持着沉默。直到俄罗斯政府后发制人式地决定加入亚投行，俄罗斯主管金融投资的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Igor Shuvalov）仍公开表达过对于亚投行能力的质疑。在决定加入亚投行的时候，俄罗斯的主要目标在于拓展能源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更大规模吸引外部投资，但随着经济寒潮导致大量工程项目暂停或取消，海外投资也长期难以重振，这两项目标都在逐渐遭到冷落。
作为推进“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辅助机构，亚投行在未来投资方向上势必会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投资重点，这一地区同样也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俄罗斯政府此前多次表示，愿意积极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对接，然而莫斯科的诉求却在于从经济上重新统合中亚及外高加索地带——这一目标原本在中俄悬殊的经济实力面前就显得相对渺茫，经过了2015年卢布的一贬再贬，即使相关的合作项目能够稳定推进，工程中的首选货币也显然只能是人民币，而非卢布了。
对于北京而言，亚投行并非政治工具，而寄托了更为宏大的愿景，也因此，这个刚刚起步的金融机构不能够被作为单纯显示政治友好关系的舞台，而更需检验其实用性。中俄之间的政热经冷局面已有多年，两国经济合作往往依托政治关系才能实现，考虑到这些，俄罗斯在副行长职位安排上“遇冷”也就不奇怪了。
副行长大热之谜
从具体的治理结构来看，世界银行和亚开行设有一理事会、若干执行董事、一行长及其他官员和工作人员，以执行银行所决定的职责。行长为执行董事会的主席，行长职务的终止由执行董事决定。执行董事为十二人，五人应由持有最大股份的五个会员国各派一人充任，其余七人由持股最大的五会员国指派的理事以外的所有理事选举之。在投票权方面每一会员国享有二百五十票，每持有股份一股另增加一票。也就是说，行长、副行长等高官由世界银行有决定权的是持股最多的五大国决定，就连投票权也是五大国最多。
而亚投行设立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三层管理架构。亚投行采用的是“一个行长、十个副行长”的高管机制方案。副行长的任期、行使的权力及其在银行管理层中的职责可由董事会决定。除亚投行协定另有明确规定外，董事会讨论的所有问题，均应由所投投票权的简单多数决定。董事会应由十二名成员组成，董事会成员不得兼任理事会成员，其中九名应由代表域内成员的理事选出；三名应由代表域外成员的理事选出。
亚投行选举产生行长副行长决定权一部分因素在地域，另一部分因素在是否能够赢得多数支持，这种支持是具体票数支持。这样一来，亚投行的管理层并摆脱了由大股东或者持股比重大的国家说了算的惯例，这意味着任何以国家都有可能当选副行长。
另外与世界银行只凸显行长，将副行长等列为一般官员相比，亚投行的副行长是单设职务，有10名之多。副行长人选的数量决定了亚投行投资决策并非由个别国家说了算。按照地域的原则，更多发展中国家可以争取对本国有利的投资。这是副行长人选十分热门的制度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