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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把手伸向了最高权力。华国锋、叶剑英等开始考虑除掉这个“毒瘤”。当时，可供选择的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用表决的手段把“四人帮”搞下去；另一个是采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帮”抓起来。采取何种方式，颇费思虑。经过反复思考，陈云才让王震转告叶剑英：“看来，只有采取抓的办法。不过，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本文摘自2014年9月2日澎湃新闻网，作者蒋曦，原题为《我观〈邓小平〉历史转折中的陈云：想讲时，谁也拦不住》。
抓捕四人帮，陈云起初考虑采用召开中共中央全会解决，但却感到没有把握，最终只能暗示叶剑英采取非常手段
在热播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陈云虽然戏份不多，但在关键的历史节点，总是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
根据剧情，在1977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分组会上，陈云便发言，要求为1976年“四五事件”平反，呼吁尽快让邓小平复出工作。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原本讨论国民经济议题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正是陈云谈的六点意见，成为了会议的转折，将议题引向了否定“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在一次与当时的中央专案组谈话时，陈云严厉地说：“陶铸同志的这个案子，关键的问题是所谓的‘叛徒’问题。在延安时期我是组织部长，我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调查，也有过结论，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可是我奇怪的是，这么多年了，你们中央专案组一次也没有来找我了解这个问题。因此，我有理由怀疑你们的办案态度和办案能力。”
一个“不想讲时，慎言；想讲时，谁也拦不住”的老革命形象展现无遗。
陈云出生于1905年，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成为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和战功赫赫的老帅们相比，陈云的工作经历比较特别，他是抗战时期的中央组织部长，并长期主持财政经济工作。
建国初期，陈云长期主持全国财经工作，领导了国民经济恢复，结束了国民党执政时期持续10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此后，他又主持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一五计划”，奠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
他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谨慎而又现实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做出了被公认为卓越的贡献。
“大跃进”后期，陈云还曾受毛泽东委托，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但也因此被认定为右倾，受到冷落。“文革”期间，陈云在党内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被下放到江西省南昌市的一个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
在“文革”结束后的那一段历史转折期中，陈云和邓小平一样，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除了电视剧里呈现的这两件大事，陈云还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策划过程。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把手伸向了最高权力。华国锋、叶剑英等开始考虑除掉这个“毒瘤”。当时，可供选择的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用表决的手段把“四人帮”搞下去；另一个是采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帮”抓起来。采取何种方式，颇费思虑。
根据《党史博览》后来的报道，当时的叶剑英想到了在党的历史上久经风浪、长于谋略的陈云。叶剑英请王震多次找陈云商量。
据姚依林回忆，有一次，他去北长街陈云家递交关于江青问题的材料，看到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
人民网副总编辑祝华新在《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系列报史札记中叙述，党性极强的陈云，本希望通过中央全会摊牌表决的方式罢免“四人帮”，但仔细研究第十届中央委员会构成，觉得中央委员中“文革”、 “造反派”不少，“四人帮”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又掌握全部宣传工具，付诸表决没有完全的把握。
经过反复思考，陈云才让王震转告叶剑英：“看来，只有采取抓的办法。不过，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
根据《陈云年谱》的记载，陈云当时还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在陈云的推动下，中央下了决心，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和国家。
在之后公审四人帮的“历史审判”中，根据《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一文的说法，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气氛中，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主犯江青的量刑，许多同志主张判江青死刑。
但陈云认为：“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如只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
最终，根据陈云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审判庭对林彪、江青集团的审判名单，由原来的100多人集中到10个主犯。而判决中，江青也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又改判无期徒刑。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虽然停止了“文化大革命”，并开始纠正某些“左”的做法，但总体上仍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阻挠、拖延邓小平复出。
在这种情况下，陈云顶着政治压力，在1977年3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挺身而出，提交了要求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的书面发言。
根据《党史博览》刊登的《陈云反对判江青死刑：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一文记载，陈云在发言中指出，天安门事件的“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
会议工作班子要求陈云按照华国锋讲话的口径修改这篇发言，被陈云拒绝，结果会议简报竟不予刊登。但这两段发言都在会场内外传开，产生重要影响。促使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正式表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陈云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提出要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和评价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这其中包括：重新审查所谓“六十一人集团”和陶铸、彭德怀等人的结论，肯定天安门事件，结束中央专案组的不正常状态，审查“文革”中有严重问题的康生等。
他强烈表示：这些问题不解决，在党内党外都很不得人心！搞清“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并不是纠缠历史旧账，不是要搞运动，只是要中央开个口。
陈云的发言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使会议突破了原定的框框，开成了一次解放思想、集中批判“左”倾错误的会议，成为党和国家拨乱反正的一个伟大起点。
此后，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陈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陈云在上个50年代领导经济工作时就很重视市场的作用。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陈云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
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他提出了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新的经济体制构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领域，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掌握的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这个构想虽然未能实现，但却在许多干部的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根据刊载于《中国当代史研究》上的《改革开放初期的陈云与邓小平》一文，1979年3月，陈云在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与思考之后，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思想，指出：“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
他进而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两部分，一为计划经济部分，二为市场调节部分；而且，在今后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部分的数额不是此涨彼消的关系，而是“都相应地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