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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报人胡绩伟提出，“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党报在强调党性时，也要强调人民性。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应当从加强人民性来加强党性”。然而，胡绩伟的主张遭上级胡乔木多次批判，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余焕椿在2012年第12期《炎黄春秋》撰文《胡绩伟在党性与人民性争议中》披露，尽管陈云、胡耀邦都支持胡绩伟，胡乔木仍不能容他。胡绩伟辞职后，胡乔木仍不放过他，提出要肃清胡绩伟在人民日报的影响，尤其是“人民性”的影响。
晚年胡绩伟
胡绩伟96高龄于2012年9月16日去世。他夫人狄沙告知，老胡走得很平静。我想他内心绝非如此，因为他是带着许多遗憾走的。上世纪80年代初，老胡在人大常委会位置上，开始致力于制订新闻法，时至今日，这个目标还没有实现；“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更是他心中的一个情结……
胡绩伟的新闻理论与实践
胡绩伟从1952年秋调到人民日报当常务副总编辑起，就一直在胡乔木领导下工作。那时，胡乔木任书记处候补书记，直接负责领导人民日报的工作，他们共事数十年，彼此应是相当了解的。
特别是1956年，胡乔木领导人民日报进行大改版，大约有两三个月时间，他们常在一起上夜班，共同工作到黎明。胡乔木提出“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的改版原则，受到人民日报编辑、记者的热烈欢迎。他修改稿件，制作标题，安排版面，都有独到之处。而且，他办事认真，事必躬亲，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胡绩伟说，文革前十几年，“我很敬重他，把他视为良师、严师”。“但他对干部要求过于苛刻，动辄训人，甚至吹毛求疵，一点小毛病翻来覆去地批评，越批越上纲上线，批得体无完肤”。“所以我虽钦佩他，还是对他敬而远之，畏而避之”。
文革结束后最初几年，胡乔木对人民日报的工作很关心，也很支持，有时批评，有时表扬，都很正常。他曾经对这一时期的人民日报有很高评价，说“这是人民日报历史上办得最好的时期”。可是后来他对人民日报的评价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说“人民日报在舆论导向上的错误，1979年已经很明显”。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事情并不复杂。批评“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人民日报加大了反“左”力度，在许多问题上与胡乔木发生了意见分歧，不再唯命是从，听他的话了。
1976年10月，人民日报恢复了党中央机关报的地位，胡绩伟也从国务院政研室调回人民日报。此时的胡绩伟，经历了十年文革，思想、意识和感情，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变得更实际，更主张独立思考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再是那个非常听话的胡绩伟了”。在他看来，人民日报的党报地位不能变，但党报的“面孔”是可以变的，它应该变得更加亲近人民。
这种变化是一种醒悟，但在现时体制下，对报纸总编辑来说，也是一种危险。也许正因如此，胡绩伟已决心要离开他为之奋斗了半个世纪的新闻工作岗位，永远离开人民日报，做些“远离政治”的、既“安全”又“安静” 的编辑工作。可是，命运之神不放过他。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日报很多人希望他回来，中央决定调他回人民日报，而且由原先主持日常编务的副总编辑，升为总编辑，主持全面工作，比过去享有更大的权力。怎么办？他没有别的选择，但他也不能再按传统的观念办报了。既来之，则“干”之。有人说，老胡这一回是把乌纱帽放在桌子上办报了。
劫后的中国，百废待兴，有许多事情要做，而当务之急，便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从恢复人的精神家园、医治人的心灵创伤做起。人民日报要恢复信誉，也在此一举。当时，人民日报在真理标准讨论、天安门事件平反、落实干部政策、调整领导班子、反对腐败、宣传农业生产责任制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重新得到了读者的信赖。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发行640万份，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这不能不说与胡绩伟的思想解放有关。
可是，人民日报的日子并不好过，常常受到这样那样的责难，最令人困惑的是，胡乔木、邓力群这两位代表中央主管人民日报的领导人，常常在一些问题上上纲上线。所谓“人民性”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胡绩伟的新闻理论与实践，对新闻界来说并不陌生。在理论上，他强调“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党报在强调党性时，也要强调人民性。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应当从加强人民性来加强党性”。在实践中，他重视舆论监督与舆论批评，相信报纸在这两方面努力，可以推动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对廉政建设和端正党风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他的这些观点，充分反映在他的两份报告之中。一份是 1979年3月，在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一份是1979年9月，在中央党校的报告。怎么也没有料到，竟有人认为胡绩伟的“人民性”是排斥“党性” 的，是要党报“在政治上同中央不保持一致”，甚至于说是要办一张“自由化”的报纸。
关于“人民性”的批评与反批评
1981年1月23日，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次讲话中，不指名地批评了人民性问题。胡乔木说：“把民主和领导对立起来，以至走到说党性发源于人民性，说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没有人民性哪里来党性？这种奇谈怪论居然能够相当流行，我觉得这是社会科学界一种羞耻。”听过这个讲话的思想文化界人士，都说这是针对胡绩伟的。
2月8日，胡绩伟就此给胡乔木写信，说：“一些同志认为这是批评我的，我也认为是这样，因为党和党报‘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党和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这一观点确实是我讲的。不知你批评的是不是我？至于‘党性发源于人民性’、‘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我没有说过这个话”。他在信上还说，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不同看法，可以展开研究、讨论，甚至于批评，最好不要说成是什么“奇谈怪论”，“是社会科学界一种羞耻”，这不利于问题的讨论。
这封信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不久，又传出要开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会上仍然要批“人民性”问题。这时，胡绩伟在陕西临潼养病，同时对党性人民性问题作进一步研究，为第二次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准备发言稿。这个发言稿改了三次，主标题是：《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副标题是：《论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显然他是要在会上为自己的“人民性”观点辩护。
1982年2月，我作为人民日报编委办公室主任，受编委会之托，到临潼去看望胡绩伟，为他的发言稿做些编校排印工作。我发现他情绪不佳，精神痛苦。原因不难揣度，我想主要有两个：一是他的观点被人歪曲、篡改，然后用来当靶子批判，又不容申辩；二是这样做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与他共事多年、受他尊敬的顶头上司胡乔木。
他让我把第三稿送胡乔木审阅，同时又给胡乔木写了一信，信中说：
“在疗养期间，我对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作了一点研究，写成了一个稿子。可惜太长，虽然一再压缩，还有三万多字。我想把它送给即将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不知是否适当？如果你健康允许，希望你先过目一下，看看大体上行不行？如基本不行就算了。如大体可以，希望能听取你的宝贵意见。
“在各种不同意见中，你的意见起着十分重大的影响，有一些同志在发展你的意见，我认为甚至在夸大歪曲你的意见。这些同志不仅否定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原理，而且认为提出人民性就是同党性对立的，是纠党性之偏，有的同志甚至把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联系起来，说这是拿人民性来反对党性。
“我这篇发言想尽量避免用论辩的形式，而用正面论述的办法……想尽量不同什么人争辩，不愿因此挑起更大的争辩。当然，我心里主要的目的，还是避免同你争论，但确有少数同志拿着你的论点在‘批判’我。如果他们看了我这篇发言，尽管我如何注意，他们都会说我是在批评你的。因此，这篇发言最好先请你看看，如果真会产生这种不良后果，我宁肯把发言压下来。
“你是我在长期新闻工作中最尊重的领导同志，是我在新闻业务上崇拜的师长。尽管我们在一些具体观点上有分歧（当然在分歧中，你有很多是正确的），但大原则是一致的，我对你始终是十分敬爱的。
“正因为这样，我抑制不住趁此向你说几句心里话。我感到你有一点像毛泽东同志，他在前期有很多光辉的思想，可惜后期自己否定了它。你在新闻工作方面，我认为前期你不仅是理论上有很好的创见，而且在实践上有很宝贵的贡献，可惜在后期，在某些问题上你却违背了你自己早期的言行。
“当然，你的功劳和权威远远不如主席，但你现在代表中央负责领导思想理论战线，你的言行影响也是具有很大的权威的。当前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不够活跃，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局面还差得很远。这主要是历史的客观的原因，但同你在领导方面的偏差和不够民主的作风，是有一定关系的。……我不愿意在你死后议论你，宁可在你生前说出肺腑诤言。……”
这封信有的地方写得很委婉，有的地方又写得很尖锐，看过信的人都劝他不要发出去，认为这种心里话现在还不能那样直率地说。于是，他重新写了一封短信，随发言稿一起发出。
一个半月后，胡乔木回了一信，更令胡绩伟困惑不解。因为他发言稿中的基本命题是“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胡乔木在信中将原命题改为“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删去了“阶级性”，然后批评他离开了阶级分析。信的最后提出：“党报必须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既代表党也代表人民的利益，遇有某些复杂的情况需要分别采取适当措施，而不要笼统引用‘人民性’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来作包治百病的药方。因此，我建议，目前最好不要用这个提法。”
胡绩伟虽对胡乔木这种做法不满，但还是根据他的意见，删去了所有“人民性”，将原来的题目改为《党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并以此为题登在《报纸工作研究参考资料》上，在内部征求意见。
6月2日，胡绩伟再次将《内部资料》送给胡乔木并附信说明他已删去了所有的“人民性”，只保留一处引言中的“人民性”不便删，表示对“人民性”这一问题将要继续研究，“在没有深入研究之前，我一定持十分慎重的态度”。
几天后，胡乔木和邓力群的秘书分别打电话给胡绩伟，说稿中有几处“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宣部某负责同志，这虽是内部参考资料，也容易传出去，恐为敌人利用”。因此，要他把印出的一律不发，发出去的全部收回。胡绩伟再度耐心地修改，把几小段可能认为是不点名批评中宣部某领导的通通删去，再送胡乔木。此后，则杳无音讯。（注：1988年，工人出版社出版胡绩伟《新闻工作论说集》，收入了这篇发言，题目为《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论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
经过这么一次次的修改，一次次的否定，我思想上也产生了疑问：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一个以“人民”二字命名的报纸，为什么如此忌讳“人民性”？胡绩伟当时还是人民日报总编辑、首都新闻学会会长，在新闻界颇受尊敬的老新闻工作者，为什么他的新闻观点竟遭到这样歪曲、责难和限制？
“人民性”问题果真错了吗？第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结束时，胡耀邦作总结，肯定了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他说：“我们的新闻工作有很多的党性。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离开了人民性就不叫党性。……从党的根本性质来说，党性和人民性是融合在一起的，党性就是人民性。”
1956年8月1日，党中央关于人民日报改版报告的批语中这样说：“党委应该强调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领导这次改版工作的不是别人，正是胡乔木。
更早一些首先使用“人民性”的也是胡乔木。1945年 12月30日出版的《新华报人》第9期刊登了胡乔木的一个题为《人民的报纸》的报告。报告中说：“党报是人民大众的报。这点不能怀疑。虽然人民并不都是共产党员，而且人民中还有其他的党，但因为我们的报纸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完全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所宣传的也正是人民所需要讲的。因此，这样的党报就是人民大众的报。我们要使人民的东西能在报上反映出来，这样来加强人民报纸的党性，也就是人民性。说报纸党性太重，证明我们的报纸和人民还有距离，就是人民性不够，也就是党性不够。报纸能最高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就是报纸有最高的党性。如果表现出来的东西，使人民感不到兴趣了，就是报纸有党性不够的地方。”
这些观点与胡绩伟“党性与人民性一致”的观点又有什么不同呢？胡乔木过去说的甚至于比胡绩伟现在说的还要彻底，难道过去可以讲“人民性”，现在就不能讲“人民性”，讲了就是不要党性，就是同中央不一致了吗？胡乔木批判胡绩伟“人民性”观点，其实是在批判他自己，是晚期胡乔木批判早期胡乔木。
有人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他们容不得一个“不听话”的、主张反“左”的总编辑领导人民日报。
陈云、胡耀邦为人民日报说公道话
正当人民日报日子不好过的时候，陈云、胡耀邦为人民日报说了公道话。
1981年1月10日，陈云办公室打电话给胡绩伟，传达陈云表示支持人民日报工作的意见，陈云说：
人民日报是办得好的。办报（包括广播、电视等）很不容易。现在的《人民日报》我看得很有兴趣。文化大革命时我根本不看报。他们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
现在报上短的稿子多了，长文章摘提要，很好。他们改得好快嘛。要告诉他们这点很重要。
1月21日，胡耀邦写信给胡绩伟：
最近《人民日报》办得很好。今天头版的青年工作评论，写得全面，有指导意义。配合的新闻报道也好，有说服力。第五版的几篇文艺评论都较好，一扫有些人那种“打棍子”或“抬轿子”的粗暴、庸俗风气，对作者是个很好的帮助。祝愿你们不断前进。
大约过了一个月，即1981年2月20日，胡乔木突然给胡绩伟写信，信中除了一些鼓励的话外，还作了自我批评和自我表白：
人民日报近来又有很多进步，这是你和编辑部同志很大努力的结果。读者中间以及作者中间一定会有一些不同的反映，这是不奇怪的，我相信过些时候会慢慢趋于大体一致的。
前些时陈云同志听说我（在书记处会议上）表示支持人民日报的工作，曾先托人转告以后又直接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坚持这个态度。我本想也本应在离开北京之前到人民日报社把他的意见转告一下，可惜竟忙得没能做到，很是抱歉。而且后来一次说话时话也说重了。这是我常犯的毛病。幸亏后来耀邦同志以及陈云同志又为人民日报说了不少公道话，使我稍觉安心。
胡乔木显然是得知了陈云、胡耀邦关于人民日报的上述谈话之后给胡绩伟写这封信的，他这个主管人民日报的领导，不仅没有为人民日报说“公道话”，反而把“话也说重了”，是否觉得心中不安，特向胡绩伟表示：他是支持人民日报的工作的呢？信中特别提到“陈云同志听说我（在书记处会议上）表示支持人民日报的工作，曾先托人转告以后又直接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坚持这个态度”。陈云大概是发现胡乔木对人民日报态度有变而这样说的。胡乔木信中强调这一点，该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吧！？
后来事实说明胡乔木并没有“坚持这个态度”。
1982年6月29日，记者部请胡绩伟到记者会上去讲话，因事先没有准备，适逢“七一”，于是讲了记者要关心党研究党的问题。胡绩伟说：
我们是党报，我们的记者是党报记者。作为一个党报的记者应该研究我们的党，不能说这是我们报道的唯一的中心，但确实是我们很重要的宣传主题、研究主题。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党，在执政以后发生很大问题，遭到很大失败？
经过十年内乱以后，像十年内乱那样大的失败，不会再有了，但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失败，这就不敢说。时间短的小的失败还会有。我们有责任去研究，怎样使我们党不再遭受大的挫折和失败。我们精神上要有准备。不管是党员、非党员，都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怎样使我党不再遭受那么大的挫折？究竟有什么根本性问题？即使遭受重大挫折，但是我们坚信：共产主义、共产党还要胜利，革命一定要胜利的。我认为这是坚定不移的。但光靠信念是不行的，也不能靠豪言壮语，还要靠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还要靠我们扎扎实实的工作。
现在我们国家的问题，还是党的问题。我国形势一天天好转，形势好得出乎意料，但是我们国家还是问题成堆，这些问题核心是党的问题。党的建设搞好了，党风正了，党员都像党员了，其他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六十多个记者，一个人一年研究一两个地区、一两个支部、一两个党员，可以说我们记者就完成了比较重要的任务。党报不研究党、宣传党怎么行？党不管党是当前的通病。
我们写的稿子要有充分的党性，促进党的事业，使成堆成山的问题不断解决、在报道里使群众看到，我们党是有希望的。
我现在提出请大家注意研究、宣传、报道我们党，促进我们党一往无前地向前进，这是对大家的一大希望。
然后再讲一个小希望，就是我们党报记者，一个优秀的党报记者，也有个规格。他应该首先是个好党员，不是党员的同志，也应该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我们更应该严格地要求自己。在歪风邪气很多、很困难的情况下，要表现出我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们要坚定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一定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这一点要明确。在作风上、品质道德上、待人接物上、处理同志关系上，特别是在采访和写作作风上要像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记者不能随波逐流，不能走后门，不要失掉党报记者的身份，为自己儿女打小算盘，闹无原则的纠纷，和人家闹不团结……应该让人家认为他是个好党员。如果没有这一条，文章写得再好也没有用。光靠文章出名没有用，如果他在作风、品德方面不像话，他的文章就会一风吹，不一风吹也差不多。现在有的人舍本求末，光追求写文章。如果一时写了好文章，但作风、品德不行，他的作品不会流传下去的，没有多大力量的。我们对记者的评价，不能光从文章上评价，要结合理论、政策水平、品德、作风。要随时随地想到要作一个好党员，做到“出污泥而不染”。
会后，有人将胡绩伟告到胡乔木那里，说他动摇了人们对党的信心，讲话是错误的。胡乔木偏听偏信，据此对胡绩伟提出严厉批评，说他自己对党丧失信心，怎么让别人树立信心，这种讲法不道德，是错误的，要他立即检查。
编委会先找人整理讲话记录，将内容核对清楚，再派人到江西（胡绩伟当时在江西采访调查）传达胡乔木的批评。我去往江西途中，仔细阅读了讲话记录，觉得这个讲话总的精神是积极的，特别是苏联、东欧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发生蜕变，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党内腐败现象愈来愈严重，提出这个问题完全是出于公心，并无原则性错误，个别地方言语失当，也不值得胡乔木这样大动干戈。我按编委会的嘱咐，劝说老胡顾全大局，接受批评。老胡沉默不语。第二天一早，他交给我一个信封，里面除了他审阅过的记者会上的讲话记录外，还有一封给胡乔木的信，然后说了一句话：“又一次违心检查”。
胡绩伟早已意识到胡乔木不能容他，1982年他第一次提出辞职时对秦川说：“我呆不下去了，我受不了！”
1982年7月，胡乔木改组人民日报的计划，被他在记者部工作的一位亲戚传出之后，胡绩伟决心第二次辞职。这一次，虽有秦川、安岗、李庄三位副总编辑劝阻，也没有动摇他的决心。
1983年10月，中央书记处讨论人民日报问题，同意胡绩伟辞职请求。胡绩伟不再领导人民日报了，胡乔木仍不放过他，提出要肃清胡绩伟在人民日报的影响，尤其是“人民性”的影响。
差不多过了10年，胡乔木还是揪住胡绩伟不放。 1991年9月7日，胡乔木同人民日报新任社长高狄有一次异乎寻常的谈话。胡乔木说：“胡绩伟同志‘文革’后在人民日报掌权，散布了很多错误思想，核心就是使人民日报脱离党中央的领导。”“胡耀邦同志对胡绩伟、王若水是包庇、支持的。胡绩伟同志提出辞职，书记处讨论一致同意，同时对胡绩伟同志领导人民日报工作中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和邓力群同志到人民日报把书记处提出的批评宣布了，对胡绩伟、王若水的错误讲了一篇话。胡耀邦同志非常反对，认为不应该去讲，辞职就很好了嘛！这是一种回避思想斗争的自由主义态度。秦川同志是紧跟胡绩伟的，秦川同志的检查都是空话。”
胡乔木这番话不仅针对胡绩伟，而且也针对胡耀邦，是没有原则而又有失身份的，哪有书记处书记背地里批评总书记的道理？
俱往矣！现在胡绩伟也进了天国，相信他见到胡乔木，一定还会向他讨回公道，问他“人民性”究竟错在哪里？人民日报遵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原则办事，反映人民的心声，又错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