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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岭南的一名营妓有一次在席上得罪了宾客，被长官处以棒刑，在她受刑疼痛哭叫时，官吏们还赋诗拿她开心：“绿罗裙下标三棒，红粉腮边泪两行。”唐末富州驻军长官的手下有一个叫罗虬的官员，在宴席上看中了一个叫杜红儿的营妓，要她唱歌，并赠以缯采（即礼物），长官因为副帅早已中意红儿，所以不让她接受馈赠，罗虬恼羞成怒，竟当场拔刀杀了杜红儿。本文摘自2009年第2期《文史天地》，作者林仕谋，原题为《性压迫下的历代娼妓》。
清末妓女
本文算得上一篇中国的娼妓简史。谈娼而不俗，相信能得到读者之喜爱。
最早的娼妓和妓院
在我国，关于娼妓有确实文字记载的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贵族已开始蓄养妓女，称之为“女乐”。“女乐”除了供主人玩乐之外，还需陪客人，且可作为礼物送人，诸侯之间，经常一送就是几十个。关于封建贵族们和女乐们玩乐的情形，楚国的大诗人宋玉在《招魂》中描写：士女杂坐，击鼓敲钟，吹竽弄瑟、弈棋赌博、酗酒不已、日夜寻欢作乐。那些饮酒饮得脸红红的妖艳女子，长发飘甩、眼神流盼、女乐们疯狂地跳起舞来，士女们怪呼乱叫，日以继夜。
这只是妓女的雏形。正式设立娼妓制度的是春秋时齐桓公的大臣管仲，他曾设“女闾七百”。“闾”是巷口的门，“女闾七百”就是说这条街上住着700家（户）妓女，用当今的话说有700的妓馆门面。《战国策·东周策》提到“齐桓公宫女中女市七，女闾七百，国人非之。”
齐桓公之所以设立妓院的原因有四：一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例如清代的褚学稼在《坚瓠续集》卷中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教坊花粉钱之治也。”二是为了缓和减少社会矛盾。三是优待游士、网罗人才，当时诸国争雄竞争激烈，齐桓公为了能称霸天下，通过以美女来招引人才。四是供齐桓公取乐，齐桓公是一个好色之徒，这在很多文献中均有所记载：“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但他仍嫌不够，喜欢寻求刺激。
齐桓公和管仲首创市妓和妓院，对后世中国妓业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管仲是中国古代的一位著名政治家、改革家，在他的带动下，春秋时期各国争相效仿。位于南边的越国，是效仿最先的国家之一，《吴越春秋》载：“越王勾践曾经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越绝书》也载：“独妇山者，勾践将伐吴、徒寡妇置山上，以为死士，未得专一也。”这就是说，越王勾践将要攻打吴国，为了“鼓舞士气”而“劳军”，将失去家庭的孤寡女子和有过奸淫劣迹的女子都集中在一个山上，用以慰问军士及一些单身远离乡土的男子。到了战国时代，城市进一步兴起，许多诸侯国的都邑都设有妓院，名曰“军市”，主要是慰问军队，但谁都可以去。
无独有偶，西方正式设置妓院始于古希腊的政治改革家梭伦，但齐国的改革家管仲对妓院的创设，要比梭伦至少早半个世纪以上。
身份有别的妓女
中国古代的妓女，她们就像市场上供交易和收藏的物品，可以随意地买卖和随意地被虐杀，这是男权至上社会里妇人的悲哀。在这些类似商品的妇女中，由于她们的出身不同、素质不同、服务对象也不同，因而她们在古代中国的娼妓业中分成不同的种类，大致上可分为以下几种：
宫妓是指被蓄养于深宫，为帝王提供性服务的女子，她们往往数以万计，包括一些没有什么名份的宫女与大批歌舞伎。她们由宫廷供给衣食，生活条件很优裕，也都有向皇帝献身的可能性，但由于宫中美女如云，能得到皇上“恩宠”的机会是很少的。她们最大的痛苦是幽闭深宫，缺乏人身自由，而且青春虚度，欲望和爱情得不到满足。
官妓与宫妓都属于国家、政府所有，但区别于服务对象不同，宫妓只为皇帝及其家属服务，而官妓则为各级官吏所占有。对于官妓，官员们可以共享，可以做人情，或命官妓招待某个过境官员以侍寝，或给某个朋友狎玩。这是官妓的义务，她们只能随人支配，不得拒绝，也不得收费。不过狎玩她们的官员有时送她们一些财物，类似现在的小费。有的出类拔萃的官妓，往往被高级的官员所独占，有些官员还会因争夺某个名妓而争风吃醋。在汉代，宫廷权贵使用官妓（又名官奴婢）的地方也很多。《汉旧仪》记载：“丞相官府奴婢传漏起居。宫中乳母取官婢。宫殿中宦者署郎署皆官奴婢传言。太官汤官婢各3,000人。”这是属于宫廷及京城内衙署的奴婢。对于官妓而言，如果可以出钱千万，则可以免为庶人，但很少有成功赎身的，无奈其何的只能终身为奴为妓。
营妓类似官妓，但她们是对兵将提供性服务的，她们的身体属于兵将们“公有”，兵将们可以任意召唤，但其中的佼佼者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被将帅所独占，成为变相的姬妾。有的历史专家认为军妓最早可追溯到汉代：“古来有妓，至汉武始置营妓，以侍候军士之无妻室者。”有些兵将杀人如麻，野蛮粗暴，所以有些营妓的处境和下场甚为悲惨。例如在唐代，岭南的一名营妓有一次在席上得罪了宾客，被长官处以棒刑，在她受刑疼痛哭叫时，官吏们还赋诗拿她开心：“绿罗裙下标三棒，红粉腮边泪两行。”唐末富州驻军长官的手下有一个叫罗虬的官员，在宴席上看中了一个叫杜红儿的营妓，要她唱歌，并赠以缯采（即礼物），长官因为副帅早已中意红儿，所以不让她接受馈赠，罗虬恼羞成怒，竟当场拔刀杀了杜红儿。
家妓家妓属于官宦、豪富的家庭，只为主人及其家属服务，属于私人所有，而不像官妓、营妓是“公有”的。家妓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是公元前562年晋悼公赐给魏绛的8名女乐。西汉、东汉、三国时期，贵族、官僚蓄养家妓已蔚然成风。到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家妓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有些大贵族、大官僚蓄家妓成百上千，其规模几乎可与宫廷女乐媲美。家妓是关锁在家庭这个笼子里供主人玩弄的性奴隶。她们不是人，只是工具。历史上曾记载有些官僚、贵族在冬天手冷，不近火，却把手伸进家妓的怀中取暖，称之为“肉暖炉”；在冬天时让一群家妓围着他，叫“肉屏风”；吃饭时不用桌子，而叫家妓手捧菜肴，站在周围，叫“肉台盘”：吐痰不用痰盂，而让家妓用口来承盛，美其名日“香痰盂”。甚至还有的把家妓出售、赠人、换马兑物等，而任意虐待与杀害家妓的事就更多了。
私妓所谓“私妓”，一是指相对于官妓而言，由私人自发经营的妓馆；二是指在城市妓院出卖肉体的妇女，她们不是属于少数官僚、贵族、地主所有，不是对某一特殊阶层提供性服务，而是面对社会上所有男子，主要不是以歌舞技艺来博取男子的欢心，而只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一种娼妓。
歌舞伎宫妓、官妓、营妓、家妓都是以服务的对象来区分的，若以妓女的行业来分，则又可以出现歌舞伎这一类型。与单纯卖身、供男子发泄欲望的妓女不同，歌舞伎要经过较严格的艺术训练，掌握歌舞技艺，为主人提供声色服务，当然，有时也要提供性服务。在中国古代，歌舞伎代表了当时歌舞艺术的最高水平，这是妓女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歌舞伎了。如“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乐闻于三野”；在春秋战国时，楚庄王“淫于声色，左手拥秦姬，右手抱越女”；齐景公当政时是“左为倡，右为优”；魏王饮宴时有“楚姬舞于前，吴姝歌于后，越女鼓瑟于左，秦娥泛筝于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把从六国掠来的宫人女乐据为己有，共达“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到了汉朝，也是同样，“五侯群弟，争为奢侈……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磐，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到了隋朝，隋炀帝设立教坊乐舞制度，“增益乐人至三万余”，唐朝时，唐玄宗设立了“梨园”这一乐舞机构，到了五代十国，后蜀、南唐等，这在历史上都是很扬名了的，这些皇宫里的达官贵人，终日和妃嫔宫妓以及歌舞伎寻欢作乐，甚至在国破家亡时，还沉浸在酣歌醉舞之中，乐不思蜀。
青楼会馆高级妓
在古代中国，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又称为“三教九流”，妓女是属于下九流中的第八位，地位低于乞丐，但高于戏子。在妓女中也有高低之分，低级妓女出没街头巷尾，高级妓女多住在青楼会馆里。
高级妓女中有一部分是来自落难的豪门，像抗金英雄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明末清初“秦淮八艳”中的董小宛、寇白门等。她们曾经有过显赫的家庭背景，但因祖上得罪了皇帝或重臣，被朝廷抄了家，女眷们悉数被卖入娼门。对这类妓女，老鸨们一般不敢太得罪她们，担心有朝一日她们的祖上平了反。也不太强行要求她们陪客人上床。因此她们往往只是陪客人说说话、唱唱曲、聊聊诗词之类的，文人雅士多喜欢这类女子。
低级妓女就是那些出身穷苦人家的女孩子，她们家境贫寒，没有受过教育，一旦入了娼门，因文化素质不高，完全是陪人上床。但她们中也有一些凭自己的姿色和天分，在琴棋书画上出类拔萃的，同样会博得文人雅士的欣赏，从而跻身高级妓女之列，成为一代名妓，如李师师、杜十娘、陈圆圆、李香君等。
在中国民间流传的学士与名妓的故事里，最广为传颂的要数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与梁红玉的爱情故事。梁红玉原籍池州（安徽省贵池县），生于宋徽宗崇宁元年，祖上几代都是武将出身，受家庭的影响，梁红玉自幼就随父兄学武，且熟知兵法。宋徽宗宣和二年方腊起义，朝廷派兵镇压，梁红玉的祖父和父亲因贻误战机被处死，梁家从此衰落，梁红玉也沦落为官妓。后来起义被镇压下去，方腊被韩世忠所捉，在一次庆功宴上，英雄韩世忠与陪酒的官妓梁红玉意外相遇，两人一见钟情，双双坠入爱河，并最终结为夫妻。婚后，他们相亲相爱，并肩作战，共同杀敌。当时金军大举进犯中原，韩世忠留守秀洲，建炎四年元宵节金兀术下战书与韩世忠，约定第二天开战。韩世忠听从妻子梁红玉的计策，兵分两路，以中路军摇旗为号，对金军进行夹击包围。结果金军大败而逃。梁红玉因功被封为安国夫人。不久，金军渡江再犯，韩世忠用梁红玉的计策，屡败敌军，迫使金军不敢轻易渡江。岳飞被害后，韩世忠也被罢去兵权，夫妻两人索性不问世事，白头偕老度过晚年，善始而善终。
“枯杨生蒂”狎雏妓
在中国古代，年事已高的人，如果仍混迹于风月场中，纵情声色，一味追求年轻异性会被称为“枯杨生蒂”，它反映了某些老年嫖客的变态亲热心理及行为。
一生风流倜傥的清代文学才子袁枚，曾撰文记录了一段“枯杨恋”的趣话：某老翁年已80岁，仍喜欢狎妓。有一次，他嫖了一个才18岁的妓女，临别时，偶发感慨，赠那妓女一首小诗：
我年八十卿十八，卿自红颜我白发。
与卿颠倒恰同庚，只隔中间一花甲。
其实，袁枚本人也是一个典型的“枯杨恋”者。据说有一次，已是花甲之年的袁枚在船山上与一叫蕊仙的妓女相遇，他主动上前戏弄蕊仙道：“老夫吟诗题字，须要美人磨墨才佳。”蕊仙当然赶紧应承。在这个过程中，蕊仙的一颦一笑和袁枚的一顾一盼，互为呼应，可谓灵犀暗通，于是袁枚赏她一把碎银。蕊仙离开后，在旁的朋友们戏谑袁枚白白浪费笔墨和碎银，连个手都没有牵成，有点得不偿失。袁枚却说：“今夜艳遇，乃真风流，千载难逢，非皮肉之淫可比也。”
袁枚的结发夫人王氏一直没有生育，他便纳了第一房侍妾陶姬，可惜只生下一女便病故了，此后一连又纳了三房妾，结果不是妾流产了，就是儿子一出生就夭折了，或者是妾根本就不孕，直到62岁时，又纳了第五位才19岁的叫钟姬的官妓，次年才生下一子，取名“袁迟”，袁枚为此写诗道：“六十生儿太觉迟，即将迟字唤吾儿。”为了得到子嗣，袁枚连娶五位妙龄女子，期间还常常以“无子为名又买春”，为此曾受到上司的责问，但他并未收敛，总是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狡辩。
在古代，像袁枚这样“枯杨生蒂”的事是屡见不鲜的，从袁枚身上，我们从另一侧面看到了男权是建立在妾、妓的悲哀之上的。
家妓的血和泪
蓄妓赏妓、放荡不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权贵或文人士子们自命富贵风流的标志。在当时蓄养家妓不仅仅是只为取乐，而成了一种比富斗豪的筹码，甚至发展到竞相斩杀家妓取乐的地步。
西晋有一暴富之人叫石崇，他听说贵族王恺请一些朋友到自己家饮酒时，席间总是让家妓吹笛助兴，倘若有的家妓不小心吹走了音韵，王恺就会叫下人将那跑调的家妓拉出去打死。在座的所有宾客都为此大惊失色，而王恺却依旧谈笑风生，以显示自己富有和豪爽之气。石崇听了，为了和王恺较量，他每次宴请宾客时也请家妓陪酒劝酒，倘若哪个客人不能喝完所劝之酒，他就会让家奴立即把那个劝酒的家妓拉到门外砍头。有一次，石崇请了王将军来府上喝酒，家妓陪酒劝酒，王将军故意不喝，石崇一气之下，竟在席间连斩了三个陪酒的家妓，足见其残忍。不过，这残忍的石崇也有报应的时候。他非常宠爱一个叫绿珠的家妓，这绿珠“美而工舞”，当时赵王司马伦的死党孙秀偏偏看上绿珠，派人向石崇索要，石崇当然舍不得，孙秀怀恨在心，随便找了个借口，告发石崇谋反结果被斩首示众，可怜的家妓绿珠也在他们的争斗中跳楼自杀。
在唐代，尽管当时的朝廷依据官员品级的高低作了“三品以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以上，女乐不过三人”的规定，却仍阻止不了互相抢夺家妓、肆意虐待家妓、甚至争风吃醋、摧残致死家妓的风气。这类现象，在唐代文献中屡见不鲜，文人士大夫之间亦如此。诗人刘禹锡有个美妓，朝中官吏李逢吉便想夺到手。有一天，他在家中设宴，招待刘禹锡和朝中的几个大臣。所有的宾客都带着自己的宠妓而来。酒饱饭足后刘禹锡作别时，李逢吉却扣住他的爱妓不放。万般无奈，刘禹锡只得先回家，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就写了一首诗给李逢吉，希望他能把家妓还给自己。第二天，刘禹锡又约了几个朋友去了李府，不料李逢吉只是一个劲地称赞刘禹锡的诗写得好，却不打算放人，刘禹锡在愤懑之中又写了四首诗，题为《怀妓四首》。至此，李逢吉占据他人家妓已成为公开的霸占，并不需要什么借口，而刘禹锡的美妓，也就成了他们争斗的牺牲品。
唐朝时还有个宁王叫李宪的，家有宠妓数十人，个个姿色出众，但他偏偏又看中了当街卖烧饼师傅的老婆，就派人强夺进府。一年之后，玩腻了，宁王心血来潮，立即又派人把那卖烧饼师傅召进府，在几个宾客面前让他们夫妻相见，结果夫妻两个抱头痛哭，惹得在场的客人们都为之动容。于是，宁王下令每个宾客文士均以此为题赋诗一首。其中诗人王维写成了一首《本事诗·情感》：
“莫以今时宠，宁忘昔日恩。
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
之后，宁王又让他们夫妻二人一同回家团聚。
严厉禁娼下的娼妓业
我国官妓的鼎盛时期是唐代，唐代没有针对官员狎妓的禁令，所以当时的官吏大都比较风流放荡。宋代则对官吏嫖妓的约束甚严，规定凡军营、郡守等官员，可以让官妓佐酒，却不能私侍枕席。所以宋代嫖妓的人数比前朝少了许多。明朝自朱元璋始，就有皇帝赐诸王“乐工二十户”的规定，因而明代宗室玩妓之风大有抬头之势，直到明世宗朱厚熄下令裁革各诸王妓乐，玩妓之风才有所收敛，但到了万历皇帝时，玩妓之风又愈演愈烈。
到了清朝，政府目睹明朝末年的腐败，于是颁布了禁止官员狎妓的法令，咸丰登基以前执行得尤为严厉，以至于妓院大量减少。咸丰皇帝驾崩之后，随着国势衰微，禁令渐弛，官员狎妓之事与日俱增，但不敢公开，后来慢慢地发展到堂而皇之，并形成风气。有些地方的官场甚至酒席间无妓不饮、无妓不乐。光绪中叶以后，禁令更加松弛，这使得官员狎妓之风空前兴盛起来。此时的妓院，高张艳帜，车马盈门，南娼北妓纷纷角逐于官场，一些官吏还公然纳妓为妾。清朝娼妓业的发展与其他朝代不同，有自身特点：一方面是清初的几次严厉禁娼，另一方面是娼妓业滋长蔓延。清初娼妓群居出没的地方，一般在城外。明朝时京城“妓女活动的单独地区”在今天的东四南大街路东的几条胡同，当时被称为“勾栏”。而所谓的“八大胡同”则是在清初兴起，至清末才得以成名。“八大胡同”也是老京都花街柳巷的代称，又称“八大埠”，位于前门外大栅栏观音寺街以西。与此同时，清末除盛行狎妓、娼妓业迅速发展外，狎象姑（男妓）之风也随之兴起。有人曾作诗嘲讽过清末北京官僚士大夫狎妓之事：
街头净是郎员主，谈助无非白发中。
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
诗中的“郎员主”，即京官中的员外郎、司员和主事。“胡同”，指的就是所谓的“八大胡同”等妓馆。
《京华春梦录》记载的“八大胡同”中，南北两帮妓女曾“鸿沟俨然，凛不可犯”。“北班”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旗人，相貌姣好，但文化素质不高；“南班”妓女则主要来自江南，有才有色，更解风情。赛金花之后，南国佳丽大举北上，民国后“北班”甘拜下风。“南班”的胜利，使得“八大胡同”的档次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花名冠京都。胭脂胡同、百顺胡同、韩家潭、陕西巷，集中着一等娼妓和妓院，以喝茶、宴饮、填词弄曲为主要营业，并非只有皮肉生意，这里自然是达官显贵的出没之地。石头胡同聚集的“茶室”，属于二等妓院，嫖客多以富人商贾为多。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充塞着三等妓院。这里的嫖客是小商人、小掌柜等“中产阶级”。而另外的“老妈堂”和“暗门子”是上不得“八大胡同”台面的，那是下等阶层，是体力劳动者们消费的娱乐场所。
尽管，在人类历史的漫长岁月里，娼妓业遭到过无数次严厉的、无情的整肃，然而，各种努力始终没有成功或者说收效甚微。其中重要一点是，娼妓制度的历史源远流长。根基这么深厚的制度，欲以一蹴而就的努力废除之，岂非梦话？另外，以妓女本身来看，她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她们也渴求真正的爱情。然而要挣脱千百年来形成的封建枷锁，要妓女弃暗从良，谈何容易，唐代名妓鱼玄机写过一首《赠邻女》的诗云：
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耶。
枕上潜垂泪，花间暗断肠。
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
其中的“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已成千古名句，大概这就是历代娼妓们历经沧桑用血泪凝结成的心声。试问，古今中外，有多少嫖妓宿娼的座上客把娼妓当成人呢？
